翻开中国绘画史,就风格而言,清新雅丽者有之,粗犷雄强者有之,温淳秀润者亦有之,然以冷隽奇峭风格为人侧目,则是虚谷所独具的。虚谷一生除放禅挂锡外,以“书画自娱闲中写出三千幅”几乎把全身心的精力献给了他所执着追求的绘画艺术,在“出世”与“入世”的人生矛盾的转换中,觅到了一条通向人生彼岸的艺术之路。
早期的愤激迷乱及其画风的初步确立
就画家而言,画风的形成和发展,与其天生秉性、生养土地、所处的时代及绘画传统无不相关。对于天生“性癖孤峭”的参将军官虚谷而言,武将的生涯无疑加重了他孤峭、刚直的性格。在社会政治风云变幻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代,曾以儒家“兼济天下”为理想的青年朱怀仁,迫于当时的时事形势在两难之际无奈地选择了弃仕为僧的道路。
出家入山的虚谷至1868年左右现于海上,在这十几年的时间“空白”上,可以推测,一方面,身托佛门,在空间上拉开与现实社会对峙的心理距离,心灵的伤痛不同程度地得到禅宗思想的抚慰;另一方面,就“以书画自娱”的虚谷来说,情感的鼓荡,需要与之相契合的笔墨形式来表现。如此,才能真正地外射其心灵律动和情感的积淀。
从虚谷传世作品来看,现存最早的1870年《梅花》册页,自有他“特定情感的个人体验”,也是我们探究虚谷早期花卉艺术性格面貌的重要资料。此画蒋確题“虚谷是帙,苍苍莽莽,予见虚谷画,此为第一。”从画面上看,多以侧锋出枝,参差迭宕,峥峥向上,疏密有致;钩写花瓣,不拘形式,实为苍莽冷峭。然而,如静观注神而视,则不免有火气怒目之憾。于有意无意中流露出思想混乱和心态迷惘的“愤世”“抗争”心迹。不难想象,这一时期,虚谷的笔墨形式宣泄内在情感的积淀在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中而获得的许多宽解。
中期的调整、反复及其画风的形成
这主要是指虚谷现于海上至64、65岁。虚谷以书画僧的身份出山,往来维扬、苏、沪间,并长期居住苏州光福寺和上海关庙、城隍庙,过着似僧非僧的鬻画生活,与世俗社会的交涉亦是若即若离的关系。每到海上,“流连辄数月,求画者云集,画倦即行”。以其“下笔冷隽,蹊径别开”的艺术性格享誉海上。
大约在1883年左右,虚谷不断地借助禅宗思想的介入,进行思想上的调整。在人生利害得失的超越方面,逐步把自我退回到主体的内心世界中寻求超越而力图精神上的自由。与早期相比,此时除了激怒、浮燥的情绪的同时,也常常给自然染上了凄清、孤寂、空幻的色彩。就艺术境界的创造方面看,这一时期,既有“一日秋风一日疏”的孤寂、苦涩,也有“时向板桥空处望,一泓秋水侵菰蒲”、“空山流水岂无人”的平和、空灵和静谧。
事实上,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活的改变,虚谷思想上出现的反复对其画风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一,时代巨变对其思想的重击。如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国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沦落,以及国内政坛变动、社会之黑暗。这些无不加重虚谷的幻灭感和愤世嫉俗的孤傲气质。其二,朋辈间的相互作用。虚谷挚友任伯年在1883年前后的作品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强烈地抒发了他的爱国和对现实社会的悲愤之情,如他笔下的钟格,苏武牧羊、关河一望萧索及“偏能此向具双眼,也知草莽有英雄”等作品。任伯年毫端的激情和深思,使曾为参将的虚谷对此情感无不有所感触。上述两点都足以成为虚谷思想回归混乱、性格复趋偏激的佐证。
晚期的通达与“紫绶金章”、“柳叶鲦鱼”
随着禅宗美学思潮的兴起,对出入于佛门与繁华都市间的虚谷在艺术思想方面影响甚大。于此,在儒、释、道的交互作用下的虚谷,他的“耿耿其心”的热心为事与“解弢馆笔意”的自在洒脱于情感中宥和,使人生渐趋平衡。因而,晚年的虚谷,以禅宗俯瞰人世,于世中超脱于世外,以儒家之心对待世界,强调个人修养和介入社会的结合。
虚谷“人生图景”的完成,在艺术创作中突出表现为“紫绶金章”和“柳叶鲦鱼”等作品的奇构。“紫绶”本指官印印钮上所系紫色绶带,是封建时代许多文人所追慕的仕宦之境。紫藤为历代文人画家所喜爱,然而,又因创作主体的生活经验、审美理想、情感奇寓的不同而风格迥异,各尽其妙。
就“海上三杰”而言,任伯年得紫藤之雅馨明丽,着意在花,显于艳;吴昌硕得紫藤之烂漫纷披,骋笔在藤,长于乱;虚谷则得紫藤之幽静姿灵,动情于姿,立于静。至于虚谷的紫藤和金鱼为画面组合的“紫绶金章”以其幽静姿灵的藤花,方眼短尾拙有生趣的金鱼,嬉戏春波,于山间水际中洗尽尘滓,使自然与生命有机结合,达到自我人生的从容和怡然。
总而言之,晚岁的虚谷,在人生通达和艺术境界的契合上,“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超越一切的物我人已界限,在时间上获得了瞬间之永恒;在空间上达到了万物之一体的涅槃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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