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张大千率众弟子远赴敦煌，临摹敦煌壁画。正在张大千声誉日隆之际，却传出了他在敦煌破坏壁画的消息。那么张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没有毁画?
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由来——最先始于莫高窟内两堵坏壁的脱落。
当时的目击者窭景樁先生曾叙述：
民国30年(1941)夏间，我随于右任由兰州前往敦煌，尔时大千先生居留千佛洞，陪同于老参观各洞壁画。随行者有地方人士、县府接待服勤人员，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
记得参观到一个洞窟，墙上有两面壁画已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烟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因民国10年,苏俄保皇党军失败，由新疆往北平过境时，曾驻扎于千佛洞，破坏之处甚多)
上面的画像，似为清人建造。因过去信佛者修建洞壁画像，常把旧洞加以补修，改为己有，但此洞原有画像，欲盖弥彰，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可见里层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画像。
大千先生向于老作了解释，于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观。
当时县府的随行人员为使大家能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年久腐蚀之故。
这便是后来传之沸沸、言之凿凿的所谓“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壁画”的全部过程。
我们从窭景樁先生的叙述可以看出——
1. 这两幅壁画早已腐朽不堪，被火烟熏得黑沉沉的，上面原来画的是什么已根本无法分辨。
2. 壁画是在于右任及众多的视察官员面前，被教煌县府的随行人员在不慎中拉掉的，故而当时在场人中并无一人表示出任何异议。
3. 最重要的一点，壁画并不是由张大千给破坏打掉的。
张大千正在壁画上描摹
莫高窟内两堵坏壁的脱落，给张大千惹来大麻烦
尽管那两堵坏壁的朽皮是被偶然撕掉的，也由此还产生了对莫高窟的重大发现。因而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后，也曾采用同法，在今第220窟等处清除坏壁，露出了底层的数幅唐代壁画，使人们更加深了对于莫高窟的认识与了解。
然而不幸的是，当时社会上有些人不顾这些明显的事实，抓住这两堵坏壁被撕掉一事大作文章。张大千本人也万万没有想到，为了这两堵并非他损坏，也不应由他负责的坏壁，竟使他陷人了一个可怕的漩祸。
据窦景椿先生叙述：
就在此两堵败壁被撕掉不久，适有外来的游客，欲求大千之画未得，遂向兰州某报通讯，指称大千先生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文物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辨。
此事闹闹的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中央各方。而张大千尚蒙在鼓里，还在敦煌洞窟内起劲工作。
1943年4月，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从兰州给敦煌县长陈儡学发了一封电报，陈将电报转给了张大千。
电文日：“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饬转告张君大干，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滋误会!”
就在这封电报的压力下，1943年5月，张大千被迫离开了敦煌。尽管当时张大干的计划尚未完成，但出于无奈，也只有忍痛收兵。
但民间对张大千的诋毁愈演愈烈，由“破坏壁画”到“敦煌猎奇”“盗窃壁画”“敦煌盗宝”。
张大千曾无比悲愤的说：“一句恶语不仅能破坏一个人的名誉，甚至能把一个人置于死地啊!”
张大千站立在洞窟外
甘肃省参议会正式控告张大千
1948年7月，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六次大会在兰州正式举行。
会议开始后不久，敦煌县参议员郭永禄，就人们关心的张大千在敦煌壁画的问题，突然向大会提出指控，正式控告张大千在敦煌犯下了“严重罪行”。
郭永禄指控道：“敦煌千佛洞(即莫高窟)壁画，前被张大千剥夺损坏极大，并且在南京公开买卖、赠送!”郭紧接着又云，“敦煌千佛洞壁画，被张大千大量窃取，请注意保护!”等等。
当时正在成都家中忘情作画的张大千，简直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甘肃省参议会竟会根据捕风捉影的传闻，对他进行堂而皇之的控告。这既使他感到可笑，更使他感到伤心愤慨和委屈。
于是这起“官家告名人案”，被大大小小的报刊、电台争相刊载，并加油添醋，大肆渲染，大炒特炒，致使事情更扑朔迷离。而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出于对祖国文化和国家文物的热爱，亦跟着指责张大千，痛斥其"破坏敦煌壁画的罪恶行径”。
张大千临摹壁画闲暇之余喂养的鸭子
张大千面对指控申诉无门
对方是挟"一省之威"而来，有职有权，有钱有势，有人有物。而自己无钱无权，无力无势，虽然是占着道理，问心无愧，但“胳膊又岂能扭得过大腿”!
自己要去申诉吗?又到哪儿去申诉?自己要去辟谣吗?却只见花花绿绿的大报小报，发出的只是一个声音。
况且自己在敦煌的行为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不怕查，并欢迎查。
所以，张大千始终相信，是非自有公论，谣言终归不会久长。因之他对此控案，仍坦然处之，依旧是我行我素，忙着自己的绘画事业，没有为这桩控告而多作辩解。
张大千在洞窟外与僧人的合影
正直之士纷纷挺身而出，替张大千辩诬
1948年8月下旬，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叫顶着巨大压力，坚持事实，并仗义执言：
“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纯属子虚无有!我!我竟豪不晓得!”
敦煌县国大代表窦景椿先生，忍不住各方对张大干的污蔑，也站了出来，在南京向报界发表公开谈话，为张大千正名辩诬。
“甘肃省参议会提出的这件控案，实在是对张大干的一件冤枉事!张先生对于干佛洞的管理，保护敦煌文物，实有伟大贡献!”
常书鸿、窦景椿等人当时的谈话，对澄清事实真相，扭转社会舆论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张大千所期盼的控案结果，却一直未见到来。之后张大千远走海外，不了了之。
张大千一行人正研究壁画临摹
张大千敦煌壁画一案终于被澄清
由于当年甘肃省参议会的控告，已严重地影响了社会视听，因而在中国文艺界、文物界、学术界、新闻界等许多人士的心目中，张大干仍属“破坏了敦煌壁画”的“罪人”。
在多年的沉寂之后，文物工作者刘忠贵先生就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案，发出了勇敢有力的第一声平反呼唤。
“张大千并未破坏敦煌壁画!”并证明说，“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了10多年，据我亲眼所见，张大千先生不仅没有破坏过敦煌壁画，相反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
他又讲：“我曾有机会进到莫高窟490多个洞窟中去看了一遍，我没有发现哪个洞窟的壁画，可以证明是被张大千临摹后破坏了的，他所临摹的200多幅壁画的原画，现在都完好地保存在莫高窟的各个洞壁上。”
被人尊称为敦煌的“活资料”、活字典”的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史苇湘先生，也情不自禁地大声疾呼：
“我在敦煌已呆了数十年，每个洞子都去过,并对每个洞子的内容都进行过仔细的调查。说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壁画,了有什么根据?莫高窟的492个洞窟中的壁画，有哪个是被他破坏了的?完全没有根据嘛!所以，说他破坏了敦煌壁画，我不这样看!”
张大千与常书鸿日常居住的地方
控案结果竟然未公之于众
1949年3月在兰州召开的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七次大会的会议记录，上面就记载了这次会议对于上一次大会上由参议员亢维斗、郭永禄等11人联名控告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案所作出的最后结论。
省府函复：查此案先后呈奉教育部及函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电复：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
这个结论清楚无误地表明：张大千先生是清白的，无辜的，他没有破坏敦煌壁画!
按照常理，在此案查清，并已得出了明确正式结论之后，作为原告方的甘肃省参议会，理当将此官方的正式结论公之于众，以正视听，并向张大千本人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挽回影响。
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完全没有这样做。他们将最后结论压了下来，使之沉没于历史档案的汪洋大海，致使这起当年曾喧嚣一时的公案的最终结论，不仅世人毫不知情，就连当时的商京政府和后来的人民政府，也毫不知情。
而此案的“被告”张大干先生，直到他辞世之后，依旧背着“破坏了敦煌壁画”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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