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林小札：张大千的方向感 | 舒建华

　　文 | 舒建华

　　编辑 | 云在

　　注：本文原发《书法》杂志2018年第8期，经作者同意，增替了图片。

　　这些年，因为做研究，我经常有机会见到张大千一些在海外的亲友后辈，听到不少他们对大千先生的叙述和评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南加州的收藏家张冠宇先生来我们艺术中心看展，中午在山东馆子吃饭时，张先生说的一句话：“大千先生方向感好，又识得江湖之大。”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停止咀嚼德州扒鸡，心里开始咀嚼这句话。此事一晃，就过去六七年了，但这句话一直让我回味，尤其是“方向感好”四字。

张大千手书“大风堂”，原件2017年由张葆萝提供

　　张大千中岁精选牛毫，命名手特制“画坛主盟”大笔，分赠知交;1972年旧金山迪扬博物馆举办他的《四十年回顾展》，又精撰序言，学顾炎武当年的气派，系列点赞同行同道，面上是项项不如人、处处有高人，实际上是宣扬当今之世、执中国画坛之牛耳者，舍我其谁?大千识得“江湖之大”，此两事可见一斑，也比较容易理解。

张大与郑月波合作《平沙落雁图》画作题跋。图片由郑月波家属提供

《平沙落雁图》题款

　　那么，“方向感好”是什么意思呢?

　　张大千生于1899年，19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面临列强瓜分最危险时刻的前夜。和同时代出生的其他所有的中华英杰一样，大千先生也怀有同样的志业，那就是：循旧必死，新变求生。他以书画为志业，就必须在新变的大方向上有所成就。张大千出道时，当然不离金石气的时风，但他敏锐地从先秦的篆籀金文石鼓等追上古中脱身，而是锐意中古的北碑，在清道人和曾农髯两位恩师的指点下，肆力于《瘗鹤铭》，筑基深厚又有弹性。同时他的画风也迅速从师法清中、早期的改琦、费丹旭、华喦、恽南田的人物花鸟脱身，与四僧把臂入林，再上溯元四家的倪瓒和王蒙，最后以直捣黄龙府的气魄，踏入隋唐五代宋画的堂奥。张大千在绘画上这种探本见真经的眼力、勇气和毅力，不可不谓同时代第一人。他早年临仿研究石涛，发现石涛的书法是学倪瓒的，大千立即转身攻坚倪瓒，倪瓒书法的纤长锋利兼倚侧的书风被大千吃透后，在大千笔下变得比石涛的“清湘体”更有意味，有一种斜风密雨的快感，这可以在1940年代大千的很多画作的题款中看到。大千先生1974年应困居台湾的叶公超之请，为叶编叶恭绰书画集写的序言中，特别提到叶恭绰建议他去敦煌探古、一改中国人物画纤柔的短处。叶先生的卓识与张大千的从善如流，可以看出现代中国菁英在危亡之局下新变求生的远见和勇气。这是张大千方向感好的第一层意思。

张大千1974年怀念叶恭绰手迹，原件2017年由张葆萝提供

　　1949年中国鼎革之际张大千的移居海外。对此，近来学界探讨似乎成为一个热点。张大千一大特点是不争论。在艺术上，现代中国各流派、各色人等的争论是很常见的，劲爆者很多，唯独大千没有挑起过，也没有介入过。他和很多政要私人关系很好，但不涉政党和派别的纷争，可谓“亲近政要，远离政治”。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在抗战中期，远走西北临摹敦煌壁画，完全不介入大后方的文艺界事务，居然把傅抱石和原名傅抱青的杭人傅狷夫搞混，在应傅抱石题跋他的名作《丽人行》长卷时，出了错，搞得傅抱石大为尴尬，只好挖去大千笔误。张大千对个人自由和生活享受的要求，也是特别高的，不愿意低化和同化。上海是大千艺术人生的发迹之地也是最重要的舞台，1948年夏天，当国共之争还没有鹿死谁手定局的时候，张大千已经厌倦了政治大势上的纷争，决定离开上海，避居成都。他和亲友弟子的那张合照，几乎就是意味浓郁的告别。1949年春他携家亲门人多人在澳门做展，然后又回到成都，12月，才离开大陆。他这一走，在也没有回到故国和故乡。

左上：1967年郎静山在卡梅尔为张大千造像(图片由侯北人提供)

右上：张大千在加州卡梅尔写生(图片见中华联谊会欢迎张大千专集)

左下：张大千旧居环碧庵(图片由舒建华提供)

右下：1967年张大千与夫人徐雯波在十七英里海岸线为苏立文摄制的纪录片出镜(图片由旧金山州立大学美术馆提供)

　　张大千在海外的生活，没有像有些人甚至包括他大陆亲友想象的那么自在和豪奢。他首先要维持一个相当大的家庭的开销，不降低他的生活品质和水准，还要有额外的国际旅行的开销、应酬，以及接济在中国大陆的亲属。从1950年到1976年，他旅居印度、香港、阿根廷、圣保罗、加州的20多年中，他巨额的支出中，就是靠卖画，卖的画，主要还不是他自己的画，而是他的藏品和经他妙手制造、改造、修补的中国古代书画。1957年张大千在王季迁的朋友卓孚莱经营的纽约米舟画廊办展，据王季迁回忆，售价不高，售出作品很少。1963年在纽约知名的的西内德-阿德勒画廊画展，盛传以14万美元由美国出版业巨头《读者文摘》家族收藏的张大千六条屏皆丈二匹的泼墨荷花巨制，一直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证实售价是14万美元。按照随后传出的交易上有纠纷、大千只得4万美元(一说3万5美元)的传言来看， 我倾向于这14万美元的高价有虚高、宣传的成分。此巨幅墨荷1981年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由《读者文摘》家族释出，成交价是7万7千美元。据此也可参考，1963年的画廊售价，14万美元恐怕是有水分的 。另据今年102岁的大千先生知交侯北人先生回忆，1967年8月张大千在加州卡梅尔的拉克画廊画展中，大千先生1965年精心绘制的泼彩丈二匹横幅山水《瑞士雪山》，订价是2万美元。1973年张大千在洛杉矶画廊展览，据他给住在纽约的友人兼债主罗寄梅的信函所透露，售画也非常不理想，最高价售出的一幅泼彩山水也只有3千美元。1972年张大千扩建环荜庵的2万美元还是向罗寄梅告贷的。可知张大千在海外的生活也是在真实的奋斗。他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探索、到1960年代后期达到大成之境的泼墨和泼彩，他既是从艺术市场的切身利益角度，也是从中国画长远发展的角度，深思熟虑的创发。他在1956年巴黎展览回来后，对侯北人先生说：“中国画一定要变。否则，和西洋画摆在一起，我们很容易被人家吃掉。”

张大千巨幅六屏墨荷 (图片由旧金山州立大学美术馆提供)

张大千跋石涛《野色》册页印本，赠侯北人(原件由侯北人提供)

　　大千先生晚年在很多场合声明他的泼墨不是创新，只是继承唐人王洽等的传统，与二次大战后美国流行的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无关。我认为大千身处那个新锐的艺术坏境，“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经纪他画作的美国画廊的影响和要求是不可低估的。我们只要看看1967年他在卡梅尔拉克画廊图录中，一些抽象意味特别浓的新作，就可以看出他对抽象表现没有规避，而是顺应甚至迎合。大千先生在海外时期，独立之生活与自由之精神下，他顺应世界艺术发展的潮流，对中国绘画的创新，是他方向感好的最大的成果。

1967年8月，拉克画廊张大千画展图录(图片由舒建华提供)

　　左：1967年斯坦福大学张大千展图录。右：张大千与策展人苏立文。(图片来源：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张大千加州岁月》)

　　张大千的知交、中国艺术史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有过一个精彩的评析，说张大千在1960年代创发泼墨、泼彩，“很有可能是由于国际舞台上来自更年轻的中国画家的抽象或半抽象作品的刺激与挑战”(《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上册，第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这里说的“更年轻的中国画家”应该就是以刘国松为主将的台湾“五月画会”等当代水墨画家，他们受到李铸晋教授的赏识，并得到美国洛克菲洛基金会赞助。我认为苏立文的这一推测是相当有份量的。向来敢于、善于成大名，当仁不让做中国画坛盟主的张大千，让一帮小毛头抢去他的风头，怎么会咽得下这口气呢?

　　2018年7月于加州见山楼

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纪念张大千诞辰120周年图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