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介堪“守正”的文化观

方介堪“潇湘画楼”印

今年是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方介堪先生是我国20世纪杰出的篆刻大家，也是海派篆刻代表性人物。1963年，潘天寿在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开设第一个书法本科专业，开启了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的新纪元，方介堪作为受聘的篆刻教师，成为当之无愧的高等书法篆刻专业教育的先驱。早在上世纪20年代，方介堪离开温州，融入上海滩，从事艺术创作。先后受聘于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今南京艺术学院）和新华艺专，从事篆刻教学工作，启蒙培养了一批艺术人才，也是我国最早从事篆刻教学的代表人物。那时是方介堪篆刻风格转变和印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他在汉玉印、鸟虫篆、元朱文及文字学著述等方面皆有突出的成就，完成编纂了《古玉印汇》和《玺印文综》。同时发表较多的印学文章，如《两汉官印》《古印文字别异》《古印辨伪》《秦汉对识拾遗》《印谱过目考》《介堪论印》等，在上海滩名声鹊起，成为颇受关注的篆刻名家。

追溯方介堪的篆刻历程，他9岁开始刻印，少年受其父指导，18岁在五马街设翰墨轩鬻印，获交刘印怀、任公衡、马孟容、马公愚、戴家祥等。23岁时被招致谢磊明先生家中，每夜为其勾摹古今印谱文字以备查检，学识大进，方先生以师事之，前后3年观赏大量珍贵印谱和相关字画，获益良多，此时他篆刻风格以浙派赵之琛、徐三庚、吴让之为师法对象，刻印已逾6000方。1926年春，温州名士吕文起携方介堪到上海，介绍其入赵叔孺门下，同年携谢磊明藏的《顾氏集古印谱》拜谒吴昌硕，得其赏识。当年他还加入了西泠印社，在赵叔孺门下，方介堪把篆刻目光转向汉印，先后对先秦两汉玺印勾摹有上万枚，累计博览古印谱近千部，尤其对汉玉印及鸟虫印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潘伯鹰评曰：“精通缪篆技巧只有方介堪先生一人，以水晶、玛瑙、翠玉、鱼牙坚硬刻来全不费事而轰动的故事，只有方介堪矣！”韩天衡在《简论方介堪篆刻艺术的历史地位》中写道：“纵观方介堪的鸟虫篆印章，可谓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浓妆艳饰，不失正道，不违字理，出人意料之外，在人想象之中，着实令人钦佩折服。”

同时他在上海滩广交好友，参加“寒之友社”“中日艺术同志会”“蜜蜂画社”“中国画会”等社团，结交褚德彝、经亨颐、何香凝、马衡、黄宾虹、马一浮、张大千、徐悲鸿、郑午昌、谢稚柳、唐云等一大批20世纪文化名人，这也奠定了方介堪篆刻艺术在当时艺术圈的地位与影响。

方介堪篆刻最突出的特点是端庄、典雅、大气。在其刀下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用刀平直中展现力量，金石味十足；印章表面看似平正，实则处处有变化，方中寓圆，静中有动。特别是印化文字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得益于他对古文字的研究，其勾摹300余方古玉印成《古玉印汇》，用近10年时间勾摹编纂《玺印文综》，成为学习篆刻最为重要的工具书之一。这两本书如“定海神针”一般奠定了方介堪先生印学思想和审美取向，作品用字讲究，强调篆法，曾熙曾称其“无一字无来历”。他将古器物的形制、款识运用到印章创作当中，能充分把控印从书出、印中求印、印外求印的治印之道。

方介堪用刀的“切玉法”为其独创特色，曾受黄葆戉、郑午昌、潘伯鹰等称赞。他为张大千收藏的20幅古代名画定制象牙轴头，篆刻以瓦当风格为主创作的《象轴留珍》成为上世纪篆刻界的一段佳话。方介堪是特别勤奋的一位印人，一生治印有3万余方，今天所看到的方介堪篆刻印谱实则冰山一角。在长期的创作积累中，方介堪以篆刻为沉淀，给当下青年篆刻者带来许多启示。无论是艺术还是学术，他对中国文化总是抱以“守正”，坚守正道，其留存下来的无论是作品还是著述都很好地阐释了他“守正”的理念，践行“印宗秦汉”，就如画宗宋元，诗从李杜一样，给观众以正大气象。他还融会贯通诗书画印，将艺术浸润在中国文化整体中，而不仅仅是一个局部，所以当时很少有人称方先生为篆刻家，而称之为金石家。但他师古不泥古，又带有强烈的个人风貌，他的篆刻影响了这个时代。其门生如童雪鸿、徐无闻、韩天衡、林剑丹、张如元、马亦钊、刘一闻等都已成为当代篆刻名家，影响广泛且风格各具面目，这也说明一位好的老师往往是让弟子博涉多优而非学习自身风格，他的“守正”恰恰是学生创新的基石。

方介堪治学严谨，在其给弟子徐无闻刻古玺姓名印时，其边款写道“徐字，《周礼》雍氏注：伯禽以出师征徐戎，《释文》刘本作徐，许氏说：徐，邾下邑地，鲁东有徐城。亡字与无字通，亦即无之母字，古有亡忌、亡泽、亡畏、亡咎、亡私等，皆战国时小玺文也，余今为徐无闻同志作此，当不以杜撰目之。即乞教正。”这段文字分析了“徐”字的出处和“无”字的母字为“亡”，较清晰地体现出方介堪对印化文字用法的严谨，也可从侧面看出其治学精神。

观之当下，特别是如今篆刻教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应当继承发扬老一辈治学的严谨态度。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等院校多角度、立体化研究方介堪的学术成就，内容涉及篆刻及印学的各个方面，领会大家的精神风范，从中总结提炼了对今天书法篆刻创作、学术研究的重要启示和特殊意义。其中中国美术学院胡俊峰撰写的《民国报刊语料中的方介堪印学文献研究》，主要梳理了民国时期报刊中方先生的印学文献，作者研究发现了在1929年5月方介堪发表于《美展》中的一篇佚文《论印学与印谱之派宗》；华东师范大学张圳撰写的《方介堪篆刻——“潇湘画楼”印考》中提到方介堪为张大千所刻的象牙印“潇湘画楼”，曾有一印三稿，且每稿都富有变化，不仅表达了方介堪精湛的篆刻技艺，也体现其严谨创作态度；南京艺术学院胡茈尧撰写的《方介堪寓沪时期篆刻润例研究（1925—1949）》，从“初为人识”到“名声鹊起”再到“坎坷多难”，全面分析了方先生篆刻润例变化。还有《方介堪先生在上海美专的篆刻教学》《“不如守中”与“百花齐放”：从方介堪弟子篆刻丰富性看其篆刻理路中的“守”与“变”——兼论对高等篆刻教育的启示》《从?玉篆楼谈艺录?看方介堪的印学观念与思想渊源》等文在研究方介堪文史资料、篆刻教育、艺术风格、文博研究等方面也填补了学界一些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