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中国晚期绘画衰落的原因

来源：互联网收集【声明】编辑：小木发布时间：2022-05-15 940 阅读

　　齐白石墨梅

　　在中国，一般认为中国画风格可以分为工笔和写意两类，且写意画优于工笔画。在较早的讨论中，另一术语“写生”往往也与“写意”相对;但“工笔”和“写生”绝非同义词，它们在这类表达方式中充当了功能性的对应词。

　　“写生”与“写意”这两个不同的术语最早由宋代作家用于讨论五代及宋初花鸟题材的有关特点;二者呈分庭抗礼之势在近人齐白石那个时期已经家喻户晓，他回忆录中提到年长于他的画家陈师曾对他的建议：“工笔画梅，费力不好看。”齐白石从这一费时的手法转向写意，这使他在同期内创作了更多的绘画作品，而且这些作品的趣味更加受人欢迎。

　　陈师曾墨梅

　　在人们的观念中起码普遍地认为，写意是应该受到尊崇并追求的一种绘画特性，无人对此提出挑战。

　　我想提出一种相反的看法：基于采用相对粗疏、率意的笔法制作简单化绘画这一最广泛的意义，写意手法的普遍使用，是清初之后中国画衰落的重要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理论性的探讨或争议中，某些概念和看法总是有一种超越其他概念和看法的优点，在禅宗中，“顿悟”与“渐悟”之间的区别由前者的信徒总结出来，使后者名声扫地，并宣告自己的方法更优越。无独有偶，董其昌将绘画史分为南北两宗，他如是所为旨在迫使他的观众接受对于南宗(他自己的系统)的偏爱。

　　我们对绘画中率真与天然手法的“回顾”止于清初，此时它们正濒于大捷;董其昌所论证的艺术业余化被广为接受，这为率意手法的风行提供了可行性，重要画家转向写意风格，尤其在他们的晚年，批评标准和流行趣味也日益倾向于这种方式。在从精细、耗时的图画向更简洁、更粗略的图画转变中所隐含的因素，并非只是业余化、理论论证或趣味问题，还涉及经济条件在赞助和市场这一情景中的变化。

　　清郑板桥墨竹

　　从清初到十八世纪，许多画家的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十八世纪一些扬州画家及其他人所从事的职业和创作的绘画中，可以发现充分证据：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郑燮(即郑板桥)于1759年张贴了一张绘画润格表，告知他的主顾应带现金来，免谈礼品或故友之交。

　　这份润格表首先燮向公众宣告了画家形象的改变：他五年前辞官归隐，现在以画谋生，希望支付现金。其次，郑燮认为单纯的售画更具有独立性。

　　金农墨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

　　小吏、小商人或身份较低的贵族这样的中等阶层的顾客是扬州绘画的主要消费者，像郑燮的竹兰图、金农的梅花图、李鱓的花卉图，成为广受欢迎的题材，以这种方式确定扬州绘画的购买者或消费者，有助于解释绘画的各种特征：重复的主题、画家的题跋内容一般不涉及献给特定的人、多产——这是我们目前所关心的最重要的一点——题材和风格的选择容许画家在以往画一幅画所需的时间之内创作多幅绘画。这与仇英和文征明这类画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情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一现象在乾隆时期并不鲜见，它的出现还要早一些。有证据表明，康熙中叶，尤其在扬州，绘画已经受到经济状况的影响，此时的扬州已经成为巨大的商业中心，开始吸引画家、诗人以及其他受过教育的人。在这一时期，徽商在徽南或徽州致富，也迁至扬州消费。像龚贤、查士标和石涛这样的画家移居到那里既是为了享受这座城市的乐趣和文化优势，也考虑到当地有钱人的资助能力。龚贤从1651年到1665年左右一直住在扬州，并重返那里度过余生(1682-1687年)。查士标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从徽州迁至扬州，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绝大多数时光，直到1699年去世。石涛从1693年到1707年去世就一直住在那里。对于我们的论证颇有助益的是，这三位画家晚年在扬州迅速转入高产，快速绘制比以前更多的重复性画面，而作品的整体质量明显下降。

　　清查士标江干茅亭

　　十八世纪的著作《扬州画舫录》中征引了一段比较查士标与一位同时代工匠蒋秋水的文献，蒋秋水采用珍珠镶嵌盘子;当时有小调流行：“户户蒋秋水盘，家家查士标画”。这说明了一种生产和销售模式。

　　石涛三绝图大风堂旧藏

　　石涛的情况比较复杂，晚年在扬州时期，尤其在十七世纪九十年代他脱离佛门开始更加公开地以作画为职业以后，其整体水平的下降可以说是很明显的。石涛本人在1701年的一条题跋中坦承：“年来书画入市，鱼目杂珠。”他担心这种作品的销售会“作此业耳”。现在所确认的许多或绝大多数晚年之作，大多数专家因为其形式草率、质量较低，迄今尚以赝品视之。

　　清朱耷石头桐子图大英博物馆

　　石涛寓居扬州期间，八大山人在南昌显然也为他并不十分敬重的主顾创作速成而简约的作品。黄砚旅通过一位中间人委托八大山人绘制山水册页，并支付了现金和纸十二张，他对于所得册页的质量之高和手艺之精相当的满意，便在题跋中写道：画家“八公固不以草草之作付我，如应西江盐商贾者矣。”他的话清楚地表明，他认为那些简约式作品质量较低，而画家本人也可能会有同感。

　　从康熙到乾隆时期在扬州从事绘画的画家倾向于在一种独特的经济基础上从事创作，迥异于中国早期画家的惯例;他们为更多的主顾创作，不涉及私交，顾主以直接的方式买画，支付现钱，得到一幅画作为回报。而画家和顾主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刺激着画家用更少的心思和时间作更多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