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奇奔放 浑厚壮丽——何海霞艺术价值的再认识

　　研究何海霞山水画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他的艺术是近百年中国绘画历史的缩影。回眸二十世纪中国画的现代探索，何海霞作为“中国传统山水画集大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极其坚韧的精神，在继承传统和接纳现代的同时，从整体上把握住了院体画、民间画、文人画的笔墨技法和传统绘画的内涵，自发地不断掘取个人生活经验的源泉，并将之与自己深层的心理体验、必要的理性思考、活跃的形式创造、悠远的民族艺术语言，以及东西方美术中可借鉴的成果融为一体，完成了山水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何海霞的艺术最终所达到的高度，在他同时代其他艺术家中显得比较突出。

　　何海霞 仿巨然画作 38.5×92cm 1946年

　　何海霞是新时期山水画家中具再认识价值的一位艺术大师。中国画的现代进程，面临的是一个充满论争、困惑和畸变的革命年代。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中国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突破和转变上。首当其冲的是中西美术两大艺术体系的碰撞和交汇。打破了文人画唯我独尊、高居中国绘画金字塔顶的稳定结构，扭转了文人画入主画坛经久不衰的精英意识，并以前所未有的批判精神，在中国画坛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何海霞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情景中投身其中的。他一生独特而具传奇性的经历，生活、思想和艺术上的几次大的转折，都与近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艺术革新潮流同步而行。他是中国画现代进程中的健将和革新者。

　　何海霞艺术的重大转折始于“长安画派”

　　一九〇八年，何海霞出生于北京，因家贫辍学，十三岁跟民间画师韩公典学艺，他的绘画技能是在琉璃厂这所社会大学起步的。在这里他接触到许多古代名人字画，使他增添许多向传统学习的机会，培养了兴趣，训练了眼力，也扎实地打下了传统笔墨功夫，并与他晚年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一九二六年，何海霞加入当时权威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在画坛崭露头角。一九三五年，何海霞拜张大千为师，入“大风堂”门下。八年抗战，劫后余生，他随大千先生入川，遍游青城、峨眉等名山大川，外师造化，对景写生。两人朝夕相处，在老师卓越且富有灵感的指引下，何海霞学会了高深的艺术法则，并且领悟到了一位大家风范的艺术家应有的修养、胸襟和气度。

　　何海霞《江天楼阁》32×34cm 1949年 何海霞美术馆藏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指引下，何海霞在西安与赵望云、石鲁等一道投入秦巴山区、黄土高原深入生活，感受到新的生活气息，酝酿创作激情。秦川八百里沃野，危峰峭立的西岳华山，奔腾不息的滚滚黄河，革命圣地延安，播撒火种的黄土高坡，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历史古城的旧貌新颜，甚至农村生活的小景，都是何海霞笔下新的内容、新的绘画题材。使他完全从旧画本中脱离出来，逐渐悟出了生活才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一九六二年，他们创作的作品在北京等地展出并获得高度评价，“长安画派”由此在中国美术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长安画派”作为一个特殊的绘画现象和画家群体，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深入生活、反映生活、表现人民的生活劳动和思想感情等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据需要大胆吸收传统笔墨形式和造型规律，探索出一种基本能表现新内容的新形式，使几位不同风格的画家都能根据自身的条件、感情、素养，在感觉想象、意志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方面获得艺术上的突破。其创作成果显现出中国画向现代形态的大幅度跨进。这是对当时处于主流位置的那种中西夹生，以西化中的学院派绘画的抗击。也是对以民族审美体系为本，融聚艺术优秀成果为用的接近时代审美理想形态的有力佐证。

　　何海霞《开山筑路》68×143cm 1956年 中国美术馆藏

　　何海霞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这个群体合奏中的独奏者。他从登上长安画坛那一刻起，就意识到自身的处境和孤独的命运。孤独是艺术家的良药和兴奋剂，正是在孤独中，增强了何海霞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精神，找到了自我的艺术之光，赢得了更大的创作自由。艺术家在群体中会受制于集体面目的牵制，那种被一个明确的主题牵着走的“写实”路线，像被一个无形的指挥棒左右着，令人感到拘束和不自由。艺术丧失了自我，丧失了生命，意味着丧失了创造。何海霞在群体中努力将自己所掌握的传统技法，运用到描绘真实感受的自然景观的创作中去。他想通过这一过程进一步认识传统、创新技法，让作品增加更鲜活的自然意味和时代精神，以摆脱或克服掉传统技法中某些僵化的定式，力求古法与现实的适应和统一。

　　何海霞对生命的体验超乎常人，他一生经历了几个时代：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带来的创伤和灾难;日寇侵略者统治下的屈辱和蹂躏;政治风暴、极左路线对人性的践踏。感受到人世间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以及善与恶、爱与恨、真与伪、虚伪与残忍、坚强与软弱、孤独与寂寞。更不幸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在中国大地掀起，他不得已被迫停止了创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于外事工作的需要，陕西省政府把他从下放的农村接回西安，为陕西一所宾馆绘制大型国画《劲松》，这是他处于极度困境时的一幅力作。出自于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也是对伟大领袖毛泽东诗句的超然理解，才创作了这幅山水画。画面上凌空的仙阁，乱云飞渡中挺拔的劲松，屹立磐石之颠，面对飞云，泰然自若。这正是身处逆境之中画家自我精神的真实写照。

　　何海霞《西坡烟雨》100×60cm 1956年 何海霞美术馆藏

　　一个人的命运有时是很奇妙的、神秘的、不可预言的。或许是上苍的特意安排，让何海霞半生迁徙漂泊，历经磨难和压抑;又让他在知天命之年滞留西安，尽情吸收物华天宝的文化积淀，接受儒家学说的滋润，为开启艺术创作新篇章筑立根基。何海霞身居关中，背靠秦岭，眼前是亘绵千里的黄土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蕴育了特殊的人物，“长安自古帝王都”，从事艺术的人也不例外。就是在对景写生风气统领中国画坛的年代，何海霞看山也画山，但他更注重目识心记，他画的是心中真山水，全面精神世界里的山水画。在他眼里，秦岭就像一个铮铮铁骨、充满阳刚之气的中年男子，华山好似世纪铜鼎，是华夏民族力量的象征。他能感到一种“五岳储心胸，峥嵘出笔底”的创作冲动。他一生画的最多的莫过华山，华山在他笔下，变幻莫测，万千气象，不论用水墨、青绿、泼彩、金碧，还是几种技法混合使用，绝不会雷同。他从画中得到了自由的宣泄和精神的净化。

　　时代更迭，新的生活打开了何海霞的眼界，带来了一片光明。这是一个明朗的、雄伟的、充满理想与激情的时代，是一个翻天复地、日新月异、充满新鲜事物的时代。新与美，不仅存在于理想、梦想等思想中，而且根植于现实之中。他笔下的江河山川、阡陌良田，显示出雄浑壮丽的气概，表现的是人的伟大。其借助于各种事物的形象属性是为了表现新的理想，是何海霞在不断经过生活的锤炼之后，画家“强烈的感情正是反复加深了的生活感受的结果”。何海霞的生命在经受了生与死的洗礼后，七十多岁的高龄时又站上了一个新的生命高度，肩负起沉重的命运感和使命感，并形成了他完整的人生哲学世界。

　　何海霞《炼铁厂一角》34×45cm 1958年 何海霞美术馆藏

　　何海霞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忍辱负重、百折不挠、有容乃大的胸襟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深层学养。他的这份情感是深刻、永久且意味深长的体悟，决不是由生活中的欢乐或失意所引起的那种表层的、暂时的情绪。他笔下的山水，是以他全部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和审美情感来塑造的。这已不是直观生活的反映，而是深刻的、持久的自我，是对社会的情感和责任;是人的社会心理、时代精神的观照。正如黑格尔所说：“较高尚、较普遍的一种客观的精神和心理活动的具体体现。”何海霞的山水画不仅表现了他个人的全部人生体验和理性精神，而且和这个时代、大众同呼吸共命运。

　　法国作家雨果曾说过：“在诗人与艺术家身上，有着无限，正是这种成分赋予这些天才以坚不可摧的伟大。”在这“无限”中，又充斥着饱满的生命力和高涨的使命感。何海霞正是凭借顽强的艺术生命力，迎来了“盛世凯歌”，成为中国画坛无可匹敌的巨人。

　　何海霞艺术的重大转折

　　根植于思想改造和世界观转变

　　中国画史上，凡是有成就的画家，无不重视对艺术的修养，更注重的则是对“人品”的修养。所谓“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人品既高，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高，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精焉。”正如石鲁所总结的那样：评价一位画家作品艺术性的高下，“艺术美的雅俗，决不在于脂粉与水墨之别，工细与粗犷之分，而在于思想感情的高下。”“而艺术的魅力，却是以其内容和形式结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而强烈地吸引观众。”也正是因为这种浓烈的思想感情和完整的人格魅力所代表的精神风格和艺术风格，使何海霞面对改革开放、继往开来的新环境，晚年英姿勃发。他以“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之心境，用蘸满热情似火焰般的诗笔，画出了一批大开大合、一泻千里、飞韵流彩、浓溢辉煌的泼彩山水，由内而外地表达了何海霞冲破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具有不可阻遏的气魄和力量。

　　何海霞《西秦第一关》35×46cm 1958年 何海霞美术馆藏

　　阅读何海霞大量的绘画作品，可以说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画家把自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和平、热爱自然的高尚情操和美好心愿，浑然一体地融进了山水画之中。这些抒发生活情趣的、表现对美好事物追求和向往的作品，已不在于对景物的细节和形态作细致、全面的描绘，而是把自己的感情和热情直接灌注其中。看得出画家对新生活、新环境、新时代的态度是积极乐观的，这种志向和思想包含着极为广泛、丰富的内容。他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呼吸着时代的气息，抒写着时代的旋律，使画中蕴含文人意识，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古代许多优秀文人，如李白、杜甫、李贺、苏轼、陆游、辛弃疾等大家的身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何海霞秉持“长安画派”奋进开拓的精神和求新变革的意识，返回北京。一九八四年，何海霞调入中国画研究院，面对改革开放引发的“国画危机”“中国画衰亡论”，以及西方精英意识笼罩下的西方现代绘画思潮，他仍能从容稳健，解衣盘礴。“越到老年意气越壮，笔力越健，创作巨画也越多”，“七八十岁的老人，竟能真有吞吐万象的气魄”，“冶南北为一炉，融东西为一体的画风，实在少见”。他从“精益多师”，“集其大成，自出机轴”，到构建自己的个性风貌，走了整整七十个春秋。

　　何海霞“从传统的路子走过来，对传统的真知灼见使他知所取舍，他取的是精髓，弃的是形骸”。中国山水画的精神之“道”从来不走模山范水，图解自然，而是妙语通神，天人合一。传统这一古老而宽泛的含义是中国人，也是东西方评价中国山水画的一种附加因素，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时空维度，是在任何其他艺术形式中都找不到的。那么，何海霞所坚持的传统是什么——是中国传统绘画从唐宋以来，尤其是明清两代绘画中强调的“系统地集大成”和革新创造的传统，是流传于民间和民间艺术中亲近现实人生的传统和现代中国画中注重人的因素，强调融合中西的传统。可以说何海霞的思想转变，艺术探索和实践，是经历了继承传统、消化传统、把握传统、变革传统之后，又融合西法并获得再生，他用艺术生命重新感知自己和这个世界。他清醒地意识到，当艺术革新潮流开始的时候，传统、群众和革新者三者往往是一个互相摩擦、互相碰撞，进而产生出思想和艺术火花的过程。传统在何海霞这里，已不是停滞的沼泽，它包含着过去的成就和经验，人总是要在前人积累的思想和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前行的。虽然，前人提供的不完全是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人类的希望，正是在这并不绝对完美的阶梯上攀登的。由此可知，何海霞的思想境界已达到很高的精神层次。他打破东西方绘画的时空限制，让原始艺术的生命力与现代艺术探索精神合力撞击，创作出既有传统意味，又具现代精神的山水作品，为中国民族绘画做出跨世纪的贡献。

　　何海霞《春在田间》46×81cm 1959年 中国美术馆藏

　　何海霞面对的是中国画坛一个世纪的难题，是诸如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等艺术大师面对的不可调和的“难题”。他知难而上，把“难点”当起点，以卓越的胆略和才能，跨越两极，融汇中西，创造出一个气吞山河的新天地，奏出时代的最强音。

　　何海霞用开放的心态、眼光和意识，充分吸收现代色彩构成的新观念，打破了现代绘画艺术进程中对东方色彩审美观的局限性认识的限制，使自己的艺术创造达到了一个自然的精神高度。

　　抚今追昔，反思中国绘画的发展历程，虽然汉唐时期出现过以重彩作画的色彩主流及成就显著的优秀绘画作品，但对后来文人画对于墨色的长期极致地开发拓展，重彩的光环至宋代即被压抑至较弱的地位。一些文人画家“重墨薄色”，“不施丹青，光彩照人”的审美态度，一方面从审美的选择上显得偏颇狭窄，直接影响到其对全面的色彩审美能力的判断和发现;另一方面，墨与色的超极限开发，使中国水墨画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并在墨色之变中达到高度审美境界上的自由。不可否认，中国古代重彩绘画在世界色彩艺术中创造了较高难度的光辉成就，中国水墨画在此之后又使黑与白的审美境界得以超常规的极度发展。回到北京后的何海霞，由于自身正处于一个思维倾向、个性意志等精神因素高度协调，走向精神全面升华的阶段，在自然的规律上必然实现艺术的独创和自由。

　　何海霞《华岳生辉图》144×205cm 1980年

　　何海霞“衰年变法”，知白守黑，色彩艺术的生命已随时空的转换得以全面发现，将直趋色彩艺术本质的认识。而这种发现和认识，并非向任何过去的模式回归，他是站在东西方绘画色彩的最高成就之上，用全面的素养和直觉将重彩与水墨在色彩的自由层次上结合起来，或将最原始的，也是最现代的民间色彩所保留的部分特有面貌的艺术形式吸收过来。同时，在其色彩艺术创造中，我们不但能发现黑与白这个色彩基础的奥妙之境，而且具有极雄强的心理素质驾驭强烈的色彩。他冷静而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绘画的色彩，是艺术家的一种美学、艺术的心理感觉，是凝聚感情之上的精神符号。现代绘画色彩的视觉感染力已随人类感觉的敏锐和丰富不断加强，它由稳定到运动，由灰暗至高明度，由物质颜料到光色，由渐变到强对比，在人类赖以生存的当代各种时空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电影电视的普及，运动美学在这一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力，使何海霞自觉地认识到运动是产生气韵的重要条件之一，他探索出将国画中的色彩运用得像笔力雄强的墨与线那样富有运动感。这时候，反映在他笔下的泼墨泼彩，浓墨浓彩，水墨水彩自然是色彩的飞翔，墨色的流动、气韵的生动，洋溢着欢乐和热情，表现出画家吞吐山川、拥抱时代的大手笔、大气魄。具有雄奇、奔放、浑厚、壮丽、高华、飘逸、神秀的艺术风格。无论在思想境界，审美风格或绘画语言等方面，都表现出何海霞的艺术气魄、辉煌成就。

　　何海霞的绘画作品，是我们时代的、民族的，也是整个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