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望云独辟的个性风格和晚期作品语言的简约与慧明，毫不夸张地说，是现代中国美术史上可与黄宾虹比峰的丰碑，就其艺术语言的发生而论，正是大西北人文地理化育的结果。
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姑且不说，众所周知的祁连山写生是赵望云写生进入成熟的标志。这个时期的作品，语言以充分的写真为旨归，笔型总以大西北山川特有的流变逻辑为依据。这方面源于他艺术精神上的追求，此期，赵望云的思想是倾向积极投身现实生活的，关注社会、关注劳动人民的凄苦命运，把自我精神纳入社会的脉动，把艺术意旨纳入劳动人民的疾苦，不管在人格锤炼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在希求一种与社会默契的博大深厚。有了这种思想，画家的感受不能不向唯真乃可爱的了，由感受而来的笔墨语言也不能不充分地写实。
但这种写实，其精神意旨不在对生活的模拟，而是以体现生与苦的纠葛为希盼，种出自生命危亡的呐喊。可见，这真使赵望云的艺术语言获取了一种深的精神内核。从语言发生.学角度看，“真”又是一个非常必要而且重要的过程。库恩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切经验知识都是建立在这种直接的训练基础上的。感性材料和语言的发生是统一的，它对语言的关系在于它能够通过创作主体为语言提供一定的图式提示。而这些，正是绘画语言发生的先决条件。当图式提示经由艺术家的提炼升华并与主体的人文精神结合为一的时候，它便化生为具有一定表达功能的艺术语言。所以，这一时期，赵望云的作品是“唯真乃可爱"的。
然而，从自然山川的图式提示到艺术语言，纵然妙俏自然形象，也绝非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然之象，生活的真经过艺术家的心手，发生为艺术精神上的真其中蕴含着艺术家的复杂的创造性思维，是能够见出他的人本个性的。这一与个性充分结合的语言因子发展到五十年代的时候已显得十分地突出，到了六十年代，笔中的个性因子已开始从"写真”的图式中分化出来，象六二年所作之《塞外山村)、六三年所作之(大地回春)等作品，笔墨中作为形象结构语言的象的功能已出现淡化，枯湿浓淡、刚柔曲直等抽象描述语言成份充分加强，为他七十年代后的作品在语言上的升华准备了前期条件。
然而，从40年代到50年代直至70年代，赵望云的人生是极不平坦的，它是生活里多次发生着悲剧的变化。赵云陷入极度的孤寂，人格意志在这种孤寂中开始蜕变，他开始变得谨慎小心，开始与纷争而荒唐的社会拉开距离，开始由逃避现实的心态转向理想化的超市，人生内无锁类外物所累，自然自在，通脱而无为，一切都浑化于自然了，个体生命气息之气也自然与天地之气融为一体，交感而为大气，这气象既然实现了天地人精气的圆融，其内在必行，画着阴阳变化的契机。
他晚年的笔墨精神，以实现了无限悠远的通透，恍兮惚兮，具体的沟壑里含有万象，万象又因具体可感可亲，在笔墨语言上是以及简约实现极繁复，以及空灵实现及广大，以及苦涩情节实现超越的意志，这就是赵望云作品的明慧，是与东方精神的契合处，仅就这点现代艺术史，又有几人能臻于此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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