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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曾植治学,严谨博大,综览百家。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他也是书法大家,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早学钟繇、索靖,晚年吸取黄道周、倪元璐的精华,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嘉道以后,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兴起了金石学,金石家大量涌现,影响到书法领域,更是书风为之一变,出现许多擅长写碑风格的书家。与此相呼应的是书学界则出现阮元的“北碑南帖说”,提倡学碑。再经包世臣的阐扬,蔚然成风。至清末康有为一出,尊碑抑帖之说臻于顶点。风气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

沈曾植作品


  沈曾植书学思想前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笃信黄小仲的“始艮终乾”和包氏的“中画圆满”之说,于用笔的方法用力甚多,对唐代的张怀瓘《药石论》中的“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馀裕”最为心仪。中年由帖入碑,嗜张裕钊的书法,对《张猛龙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崇,于结体注意颇多。光绪壬寅以后,他渐渐地将精力转到书画上面。但那时他对帖有些生疏,在《旧拓圣教序跋》中自认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绪了。晚年则碑帖相融,讲究会通,沉潜于古今嬗变之理,持论精微,常发前人未发之论。

沈曾植临《爨宝子碑》


  沈曾植为学兼及汉宋,于书学既重考证及相关的历史渊源关系,亦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他对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势,如在《论行楷隶篆通变》中认为:“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这就是他独到“异体同势、古今杂形”观,在清季碑学运动中属于新理妙发。二是重形,如他认为“逸少学钟书,最胜处可证得于势巧形密。”又如他对卫恒《书势》中“修短相副,异体同势。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这十六字相当推崇,其晚年书法风格正是如此。三是重笔,他对《书势》中的“奋笔轻举,离而不绝”一语非常认同,于用笔的提按起伏、藏锋油颖体悟甚多。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蔡邕亡隶以波发。他还认为钟繇用笔最曲,王献之最直,王羲之曲直相宜。钟繇的曲对他晚年书风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这与他为学雅尚险奥,清言见骨相一致的。

沈曾植作品


  他的弟子王蘧常回忆说:“沈氏作书行笔速度极快,下笔力量也很重,而其转指最为灵活,有时候甚至笔管倒卧于纸上。” 这样就很好地避免了流滑的弊病。沈曾植书法,常体现出汉碑的生拙顿挫,线条浑厚,宽博自在,在“不稳”中显得到位,这种到位,如曾熙所说:“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也因此,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他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认为他已经把“书学的奥秘豁然贯通”。 王蘧常把老师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庭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

沈曾植《临魏碑楷书屏》 纸本 147×40cm×2 西泠印社藏

沈曾植作品


沈曾植作品

沈曾植《行书节临李思训碑扇面》


  

沈曾植《草书王羲之帖扇面》


  

 

沈曾植《隶书平旦清风七言联》纸本隶书 143.5×35.5cm×2 浙江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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