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1840—1896),清末画家。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以字行,浙江山阴航坞山(今杭州市萧山区)人。任伯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他重视继承传统,融汇诸家之长,吸收了西画的速写、设色诸法,形成自己丰姿多采、新颖生动的独特画风,丰富了中国画的内涵。
任伯年的主要成就是在于人物画和花鸟画方面,往往寥寥数笔,便能把人物整个神态表现出来,着墨不多而意境深远。其线条简练沉着,有力潇洒。他常画钟馗,他笔下的钟馗心胸磊落、不怕鬼,不信邪。他的花鸟画,总是把花与鸟连在一起,禽鸟显得很突出,花卉有时只作背景,整个画面充满了诗的意境。任氏一门中绘画杰出者亦有之,后有“三任”之说(指其叔伯辈的任薰、任熊),但成就最大的无疑当属任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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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二十多年的绘画创作,留下了数以千计的遗作,是历史上少见的多产作家。最早的作品是同治四年作的,最晚的作品为光绪乙未年冬十月,去世的前一个月作的。重要作品如同治七年(1868)仿《陈小蓬斗梅图》,现藏故宫博物院,光绪三年(1877)作《五十六岁仲英写像》、《雀屏图》。光绪七年(1881)作《牡丹双鸡图》,收入日本《支那名画宝鉴》;《渔归图》,收入《陆氏藏画集》;仿《宣和芭蕉图》,收入《南画大成》。次年作《人物册》,收入《南画大成》。十一年(1885)作《壮心不已图》、《墨笔人物山水册》、为外祖赵德昌夫妇写像。
任伯年学习借鉴的花鸟画传统除了宋元的代表性画家及明代陈老莲之外,明代至清初的青藤、白阳、八大等人对水墨花卉的发展是另一路,此外还有恽南田没骨花卉及“海派”其他代表画家如朱熊、张熊、王礼、周闲、陆恢、胡公寿等风格。中国画创作难免会受程式化因素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绘画传承的特有元素,程式化更像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画家的作用取决于画家对它的运用。能够在原有的技法程式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特色和风格,从而不断充实和改造传统艺术的资源库,这样的艺术家才是成功和有建树的。任伯年的花鸟画正是在充分尊重这些前人艺术风格、笔墨程式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笔墨特点和习惯,形成了他所独具的艺术表现和追求。
尤其在对禽鸟动物等的艺术表现上,任伯年笔下的形象结合了他对人物默记的方法,他同时还利用铅笔写生等方法来帮助完成对形象的观察和记忆。因此,他的画风不同于任熊、任薰,也不同于早期“海派”的其他前辈,包括同样享有盛名的吴昌硕、虚谷等人。任伯年花鸟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艺术性、趣味性、装饰性以及笔墨的运用,对用水、用色、用粉的创造性发挥超越时流,这都让他成为当时海上画坛的标志性存在。这些探索和创新最终使任伯年的花鸟画摆脱了当时所谓“海派”绘画的艺术局限,并指向于他自己艺术世界的丰富与完善。
难怪徐悲鸿会在他的《任伯年评传》中完整地记录了他在巴黎学画时的老师达仰先生在看到任伯年作品后欣然写下的评语:
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并且只用最简单的方术——那样从容的表现了如许多的物事,难道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么?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
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并且只用最简单的方术——那样从容的表现了如许多的物事,难道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么?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
随着对任伯年绘画技法的深入感受,我们发现任氏人物画的审美内核并不单纯在造型、设色、笔墨描绘等外观之上,而是他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文人性绘画传统和生活化审美倾向的融汇和结合,这种结合主要是通过他所描绘的人物画题材体现出来。比如大型组画《群仙祝寿图》、造型繁多的《钟馗图》、《风尘三侠》等等。任伯年的作品并没有因为绘画题材的世俗化倾向而流于表面或低俗,他在这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绘画题材中所努力探寻和追求的其实是更为高级纯洁的艺术性和雅俗共赏的文化传承之包含性。我想,这一点,才是我们今天欣赏和评价任伯年人物画创作所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吧。
今人关于任伯年的认识,大多在其人物画和花鸟画的创作上,其两者的成熟也基本上是同时的。任伯年的花鸟画创作整体的风格是画法工写兼长,造型生动传神,笔墨清新雅致,赋色明丽润泽,寓巧思变化于常形常态,尤能把握描绘对象瞬间的形态。这样的风格对当时的“海派”绘画是一个融汇和总结,但同时他也在很多地方跳出了“海派”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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