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明清扇面经典：一扇一画一清风

来源：互联网收集【声明】编辑：小木发布时间：2022-04-21 2.2k 阅读

　　在中国书画艺术中，经由最初的实用品发展到纯艺术欣赏样式的，唯有扇面书画。书画艺术与扇面结合促生扇面画这种独特艺术形式，使扇子除祛暑纳凉的实用功用外，更成为人们品读赏鉴的艺术品。

　　袖里翰香

　　咫尺翰墨

　　明清扇面集萃

　　撰文/张月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 清钱慧安《泛舟访梅图》

　　纸本，设色，尺寸：18.1cm×54cm

　　钱慧安(1833～1911年)，号清溪樵子，幼年即喜作丹青，善工笔画人物，为“海派”代表性画家之一。此图是钱派人物画的典型风格。绘有一高士与童仆寒江泛舟赏梅之景，高士倚坐乌篷口抬头观梅，神情专注，自然而闲适。此图绘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时年42岁，为其盛年精品之作。

　　扇之于绘画

　　扇子与书画结缘始于汉晋时期，那时的扇子用竹子、蒲草或丝织物制成，不能折叠，称为团扇。到了宋代初期，人们把熟宣纸裱糊在竹骨上，使它能够折叠，此时团扇画与折扇画并存，扇面绘画有了更大的发展，正式开启了“扇面之于绘画”的历史，即画家借扇面的外在形制，为绘画作品增添了自然、活泼、清新的气息，以至扇面作为一种小品性的绘画形制完全从扇子中脱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扇面绘画艺术。仅以《宋人画册》中百幅小品为例，其中团扇画就有六十余幅，而且题材广泛，构思精巧，刻画细腻，千姿百态，意趣盎然。受宋画院画风影响颇深，体现出空前的丰富、精致、写实之风，成为后来明清流行的折扇绘画的先导，是我国书画艺术宝库中耀眼的“别体之作”。

　　■清赵之谦《牡丹图》

　　洒金笺，设色，尺寸：18.6cm×55.5cm

　　赵之谦(1829～1884年)，工诗文，擅书法、绘画、篆刻，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画家，是“海上画派”先驱性画家，此幅作品以写意之法绘折枝牡丹，花以没骨发为之，叶以浓、淡绿色渲染，为其盛年写意花卉之佳作。

　　明清时期，折扇以独特的形制和“收则折叠，用则撒开”的便利，受到上自皇室贵胄下至文人士大夫及百姓的广泛喜爱。史料记载，永乐年间朝鲜进贡折扇，受到明成祖的赏识，于是命内廷工匠仿制，用来供给后宫和赏赐群臣把玩，渐渐“自内传出，遂遍天下”。明清两代书画艺术进入一个繁荣时期，扇面书画也因此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

　　■明唐寅《秋风纨扇图》

　　尺寸：77.1cm×39.3cm

　　唐寅，即民间传说中的风流才子唐伯虎，人称“吴中四才子”之一。这幅画准确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萧瑟秋风中手拿团扇心情惆怅的女子的情态，并通过题诗，隐喻式地抒发了他对怀才不遇、世态炎凉的感慨。

　　扇之于风雅

　　看似不过尺幅的扇面,对于艺术的要求却并不低。因其幅面较小，形式固定，材质特殊，书画家在创作时需要布局精准、技法娴熟，一幅盈尺小品往往就能体现创作者在自然情态下的艺术造诣和笔墨意趣。扇面的纸张多为上过矾的熟纸或者金笺,质地相对坚韧,笔墨施于其上容易流滑和走墨,往往难以达到沉着苍劲、浑厚含蕴的效果。因此,对书画家笔墨的要求会更高,加之上宽下窄的形式,对构图也带来一定的难度。在咫尺空间挥毫撒墨，凡山水林木、峰峦叠石、曲桥流水、花鸟草虫、翰墨诗文、亭台楼阁，皆成其抒写自己快意或踌躇人生的物象。

　　■明陈洪绶《携杖观画图》

　　泥金笺，设色，尺寸：15.8cm×49cm

　　陈洪绶(1598～1652年)，字章候，号老莲，能诗善书，长于绘画，人物、花鸟、山水无一不精。陈洪绶师法古人，却能不拘前人守成法，奇思巧构，变换合宜，古拙中见俊美，所绘人物富有强烈的个性气质，被称为“高古奇骇”。

　　书画扇集书法、绘画、装帧、雕饰等多种艺术要素于一身，以其风致清雅受到了文人墨客的青睐，写、画扇面馈赠友人成为一种礼节时尚，文人优游雅聚也常常互示所藏书画扇，以助清兴。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折扇，曾命工匠仿造国外所供奉的折扇，并将其赏赐给大臣，此举不仅提高了折扇制作水平，也刺激了折扇在社会上的流行。谓“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者焉”，明朝开始流行的新型折扇得到了文人雅士的喜爱，以致形成互赠扇子的风尚。这一风尚也带动了扇面绘画艺术的发展，当时的文人画家纷纷涉足扇面绘画艺术创作，涌现一大批书画名家和精心之作。如“明四家”之沈周、文徽明的扇画笔墨挺健,气韵浑厚;唐寅的扇画，笔墨秀润，幅幅精湛;仇英的扇画，工笔细绘，笔法流转劲利。董其昌山水扇面，疏宕秀逸，风格清润。董创作的扇面书画甚多，书画成扇和扇面作品均有存世。文人扇面书画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对扇面绘画的重视，手中持有或者收藏由名人题字或绘画的精美折扇成为一件很高雅的事。

　　■清恽寿平《折枝桃花图》

　　纸本，设色，尺寸：18.5cm×58.1cm

　　恽寿平(1633～1690年)，字惟大，后改寿平，别号雪衣居士。不应科举，以卖画为生。早年从父学诗文，题句清丽脱俗，为“昆陵六逸”之一，从叔父学画山水，又从法元四家。其画以水墨着色渲染，形神兼备，有文人画的情调与韵味，人称“常州画派”，在画史上与“四王”、吴历并称“清初六大家”。此图绘没骨桃花，题赠友人。

　　扇之于礼仪

　　明代商业发展和市场繁荣，更是刺激了人们对优质扇子的需求，扇子的设计和制作工艺可谓炉火纯青，扇子制作行业的兴旺发达，以及社会上扇子使用的流行度，让当时来华的意大利人利玛窦也信感惊异，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这样描述：

　　在这里有一种特殊的行业远比别处普遍，那就是制扇业。这些扇子通常是在酷热季节用来扇风的，各个阶级的男女两性都在使用。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带扇子会被认为是缺乏风度，尽管气候使人应该避风而不是扇风。或许这种特殊习俗存在的原因是人们用扇子是为了装饰更甚于为了需要……有时候扇子上书写着一些格言甚至整篇诗词。扇子作为友谊和尊敬的象征，最常用于互相馈赠的礼物。在我们的住处有满满一箱这类扇子礼品，这都是友人为表示敬意赠送给我们的，我们也拿来送人作为友谊的证明。

　　■林则徐《临米芾行书帖扇》

　　林则徐(1785～1850年)，中国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此扇临米芾《长至帖》、《韩马帖》行草，融苏轼之丰腴，米芾之跌宕于一体。

　　在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名士间往往有吟诗作画赠答相和的习惯，在扇面上题诗作画互相馈赠也成为一种时常可见的文化现象。清代钱泳《履园丛话》中曾有记载：

　　余有一扇画折枝杏花，秋帆先生书一绝于上云：“上林佳处午桥边，半染红霞半著烟。记得曲江春日里，一枝曾占百花先。”一日过京口王梦楼太守见之，又书《桃花》诗于后云：“桃花一树艳猩唇，独占名蓝似海春。误入溪流原有路，重来门巷竟无人。迷离夕照红如梦，怅望天涯绿少邻。我愿大千花世界，有花开处尽诠真。”

　　马宗霍《书林纪事》也有这样的记载：“范晔善为文章，能隶书。及入狱，上有白团扇甚佳，送晔令书出诗赋美句。晔受旨援笔而书曰：‘去白日之炤炤，袭长夜之悠悠。’上循览凄然。”狱中的范晔以扇诗表达自己当时的心境，令帝王“凄然”，可谓寓意深远。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和保罗斯·李(Paulus Li)，摘自阿珊那休斯·科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所作《画中国》。利玛窦于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来到中国居住，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开拓者之一。除了传播天主教教义外，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利玛窦曾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中国的扇子文化多有描述。

　　扇之于收藏

　　扇子引风障日等实用功能主要是由扇子本身所提供的，但这些物质性功能并不能保证它能永远屹立于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随着时代的变革，会渐渐出现新的事物将其替换或淹没。而作为审美之扇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义，则赋予了它不朽的社会生命力，扇子也逐渐从一种功能实用符号演变成为一种艺术审美符号。

　　中国扇子在历史发展中，演变成为综合性的艺术载体。一方面扇子是一种工艺品，其制作涵盖了多门类艺术内容，例如绘画、书法、文学、雕刻、设计艺术等，此外还涉及编织、刺绣、镶嵌、髹漆等诸多工艺。另一方面，艺术与扇子的进一步结合以及深入发展，尤其是书法、绘画艺术与扇面的密切关系，扇子的艺术性愈加强烈，最终脱胎换骨演变成为完美的艺术品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