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平生遇黄，逢凶化吉

　　1925年秋，在巴黎留学官费断绝几无生路的徐悲鸿持黄孟圭信函只身赴新加坡，入住黄孟圭二弟黄曼士在新加坡的黄氏总会江夏堂，翻开“万马奔腾江夏堂”的崭新一页。

　　当年黄曼士替徐悲鸿“拉生意”时，尝打趣说：“有钱有地位之人物，百年之后无人能知之者，惟有生前请名家画像，供世代研究名画时，同时考据画中人物，岂不是与名画同千古?”

　　近100年过去，“与名画同千古”的除了画中人，当然也少不了黄氏昆仲。黄氏昆仲被认为是“不谈徐悲鸿则已，倘要谈悲鸿，便不能不提黄孟圭和黄曼士昆仲。”

　　关于黄氏兄弟，蒋碧微女士在《我所认识的黄曼士先生》一文中曾写到：

　　时间是一九二五年，我和徐悲鸿先生正困居在法国巴黎，经济来源断绝，一筹莫展。幸好当时我国驻法国总领事赵颂南先生，为我们介绍认识了黄孟圭先生，我们才算得救。

　　黄家是福州望族，孟圭先生居长，他的二弟曼士先生侨居新加坡有年，在华侨社会很有声望。孟圭先生同情我们的处境，便把我们的困难写信告诉了他令弟，曼士先生立刻覆信答应为徐先生设法。于是徐先生便去了新加坡。从此以后，他们之间，便建立了有如兄弟般的感情，也帮了我们一次大忙，这是我终身感戴而不能忘怀的。

　　徐悲鸿与黄孟圭、黄曼士昆仲合影

　　徐悲鸿数次旅新时的画室和居所江夏堂，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黄曼士的黄氏总会所在地。1939至1942年间，徐悲鸿在南洋各地举办数次抗日赈灾画展，便是以江夏堂为据点，专事创作，其中以画马居多，故有“万马奔腾江夏堂”之称。徐悲鸿还曾在江夏堂创作了《放下你的鞭子》，为海峡殖民地总督珊顿·汤姆斯画像(现藏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是历届总督画像中唯一由华人所绘之油画像)。

　　1939年在江夏堂为“二哥” 黄曼士所画的素描，神态特佳，是徐悲鸿人物素描的代表作之一

　　蒋碧微文中所说的“帮了大忙”包括：黄氏昆仲惜悲鸿才华且古道热肠，视之如弟，既为徐悲鸿介绍侨领陈嘉庚等人画像，获丰厚报酬，并将江夏堂二楼辟为徐悲鸿居所和画室，使他拥有了极佳的创作环境;曾给只身留在巴黎过年的蒋碧微紧急电汇800法郎，解其燃眉之急。等等。

　　戊辰初秋，孟圭大哥指正，悲鸿

　　徐悲鸿上海时期曾改名“黄扶”，是为了记念将他从贫困和自杀边缘中“打救”出来的黄警顽和黄震之。他还说过“平生遇黄，逢凶化吉”，所指则包括黄孟圭、黄曼士昆仲。1925年，黄孟圭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修完教育学硕士学位，转赴欧洲考察，通过中国驻巴黎总领事赵颂南认识徐悲鸿。其时正处战乱，留学官费中断，本来以一人之官费，应付两人之日常已捉襟见肘，一旦停发，自然“一筹莫展”，幸遇黄家兄弟，一家“才算得救”。徐悲鸿“终身感戴”黄氏昆仲的知遇之恩和古道热肠，并视黄氏昆仲为兄长，称黄孟圭为大哥，黄曼士为二哥，赠送大哥二哥之画，无一不是精品。此幅即为画赠“大哥”黄孟圭者。

　　古风阁藏

　　此幅《春松图》左下角钤“古风阁藏”印。“古风阁”为黄孟圭外孙王劼恪之斋号。

　　徐悲鸿 春松图

　　从作品看，松树遒劲的主干在画面的右半边顶天立地，上方向左旁出的枝干上，一条松枝以一种出其不意的险峻姿态向下斜出，与一竖一横两条主干形成犄角之势，枝头松针郁郁勃勃，与横枝上方密密的松针形成呼应，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整幅看来，中国画笔墨的韵味与徐悲鸿坚实的西画功底相得益彰，是一幅兼顾了西画透视、明暗与传统国画松树气格的的精构。构图上看，有着明显的徐悲鸿式的英雄主义情怀，傲然天地、卓尔不凡。而松树作为长寿、坚韧的象征，也表达了徐悲鸿对大哥黄孟圭的感戴之情和祝愿的心愿。

　　《春松图》局部图一

　　《春松图》局部图二

　　提到黄氏昆仲，也许不能不提到由黄曼士的长袖善舞为徐悲鸿开辟的南洋广阔天地和巨大影响力。除1925年至1926年间在新加坡逗留数月外，徐悲鸿还先后六次前往新加坡，均以江夏堂为居所和画室。其时我国国难当头，新加坡尚是英国殖民地，华人身在南洋，心怀祖国，徐悲鸿的艺术造诣与家国情怀很自然的激起侨民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情，加上有黄曼士的大力支持，其数次抗战赈灾义展都大获成功。可以说，新加坡开拓了徐悲鸿的艺术空间，成为他留法学成后的首个检验地，他在这里创作了上千幅的佳作，数次抗战展览，让他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为他日后开辟国内的艺术实践打下了基础。新加坡是徐悲鸿日战的避难所，也是他艺术的井喷期。

　　可以说，新加坡是徐悲鸿的“福地”，由新加坡开始，徐悲鸿慢慢建立起“名满天下”的人设。

　　马不停蹄在云南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其时，徐悲鸿(1895～1953)旅居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已三年，为祖国募集了不菲的抗战救国之资，战火使其美洲画展计划落空，为避战火，访问印度结束后，他无奈离开新加坡江夏堂。

　　1942年1月中旬，徐悲鸿带着《八十七神仙卷》 (正是这次云南之行，徐悲鸿一生挚爱的《八十七神仙卷》经历了一次离奇的失而复得) 和一批珍贵艺术品辗转抵达云南边城保山。当时，保山已处临战状态，但一场规模盛大的“劳军画展”依然如期举行。画展设8个展厅，除徐悲鸿的作品外，还有齐白石、张大千、高剑父、陈树人等名流作品，总数达600余幅。

　　1942年2月2日，云南保山古城迎来了名满天下的画家徐悲鸿。漂游海外三年的徐悲鸿一踏入祖国疆土，就举办“劳军画展”以助抗日。

　　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奚我后》《九方皋》《巴人涉水》等诸多名作均出现在展场，此外，白石老人鱼虾、大千先生山水、高剑父花卉等等，在保山可谓盛况空前，展览又先后在大理、昆明举办数场抗战劳军赈济书画展览。延续其南洋抗战赈灾画展的热情，云南各界人士感其爱国热情，纷纷慷慨解囊，协助义展，支援抗战。

　　1942年春，在云南商界崭露头角的青年李植民也因钦佩徐悲鸿先生爱国情怀，托同乡贤达时任滇西警备区楚大师管区司令赵德恒 (1888-1968，字诚伯，腾冲人，1909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与朱德同学，参加辛亥“重九”起义，讨袁护国。1920年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后，先后任广东大元帅守卫军副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等职。又曾请学于章太炎、陈石遗等，并结交徐悲鸿等文艺界人士。1941年任命为滇西警备区楚大师管区司令。1942年，徐悲鸿在云南画展，老友赵诚伯极为关照。解放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等职。徐悲鸿去世后，赵诚伯获赠徐悲鸿书画《牧童短笛》《立马》《双猫》《四喜图》《日暮倚修竹》《竹报平安》《十九写少陵诗意》等大部分捐给了北京徐悲鸿旧居陈列馆。) 将军介绍，购得徐悲鸿先生创作的此幅《奔马》。此前，徐悲鸿先生因回国途中，生活起居、筹办画展等事宜多得赵诚伯以及“茂恒商号”王振宇、李植民先生等上下悉心协助，得商号积极捐资输物助力抗战。李植民购《奔马》后，徐悲鸿先生欣然复添上款“植民先生正画，壬午春日悲鸿”以为誌念。

　　上款“植民先生正画，壬午春日悲鸿”。

　　徐悲鸿先生曾说：“我爱画动物，皆对实物用过极长时间的功。即以马论，速写稿不下千幅，并学过马的解剖，熟悉马的骨架、肌肉、组织。又然后详审其动态及神情，乃能有得。”在抗战军兴的背景下，为表现马“一洗万古凡空马”的英姿骏马，激发国人斗志，以图国家民族雄起，他曾反复打磨笔下之马，奔马更是成为徐悲鸿的一种精神图腾，寄托着他追求理想，向往自由的精神。

　　1942年从南洋回国后，正是徐悲鸿画马的成熟期，他采用泼墨和工写结合的表现手法，着重刻画马的神态和气质，又巧妙地将西画的透视明暗关系进行融合，生动地画出了马的气质和活力，从而塑造出千姿百态的骏马，达到了“尽妙”的境界，为世人称道珍爱。评论普遍认为此一时期他的国画人物还显得颇为生硬，但马却在此一阶段成为“徐氏招牌”。

　　此幅创作于1942年春的《奔马》，笔墨生动，造型准确，充分发挥了中国绘画的笔墨效果，又融进了西洋绘画的明暗、透视方法。画中的奔马采用写意画法并注重画出了马的精神和风貌，表达画家的深刻寓意，笔下不带缰辔的骏马、奔放不羁、四蹄腾空、长鬃飘拂、马尾十分舒展，表现出挺拔奔放自由不羁的精神。

　　《奔马》局部图一

　　《奔马》局部图二

　　画中的马肌肉强健，腹部圆实，头略向右倾，鼻孔略大，正腾空而起，昂首奋蹄、鬃毛飞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让人热血沸腾。大师用浓墨来体现鬃毛的厚密，用淡墨、干墨、枯墨扫出其飞扬之势，纵情挥洒、独具一格。马的头顶、胸部、马蹄、臀部留白，有强烈的光影效果。

　　腹部阴影处用墨比较淡，显示出了柔软而富有弹性的气质。又用饱酣奔放的墨色勾勒头、颈、胸、腿等大转折部位，并以干墨扫出鬃尾，使浓淡干湿的变化浑然天成。马腿的直线细劲有力，力透纸背，而腹部、臀部及鬃尾的弧线圆润饱满很有弹性，富于动感。

　　整幅看来，一匹充满战斗力的骏马迎面而来，让人感受到它呼出的热气，滚烫的体温，甚至淋漓的汗水，它强健的生命力正是抵御侵略的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象征。一种“志在千里”冲破一切束缚的精气神跃然于纸上，让人产生前景大好的无限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