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浩,五代后梁画家。字浩然,号洪谷子。山西沁水(河南济源)人,因避战乱,常年隐居太行山。擅画山水,师从张璪,吸取北方山水雄峻气格,作画“有笔有墨,水晕墨章”,勾皴之笔坚凝挺峭,表现出一种高深回环、大山堂堂的气势,为北方山水画派之祖。所著《笔法记》为古代山水画理论的经典之作,提出气、韵、景、思、笔、墨的绘景“六要”。
荆浩在五代后梁时期,因政局多变,退隐不仕,开始了“隐于太行山之洪谷”的生涯,自号洪谷子。荆浩在这样幽美的环境中,躬耕自给,常画松树山水。他与外界交往甚少,但同邺都青莲寺却有较多联系,至少两次为该寺作画。
邺都青莲寺沙门(住持和尚)大愚,曾乞画于荆浩,寄诗以达其意。诗曰:“六幅故牢建,知君恣笔踪。不求千涧水,止要两株松。树下留盘石,天边纵远峰。近岩幽湿处,惟藉墨烟浓。”可知他请荆浩画的是一幅松石图,以屹立于悬崖上的双松为主体,近处是水墨渲染的云烟,远处则群峰起伏。不久荆浩果然画成赠大愚,并写了一首答诗:“恣意纵横扫,峰峦次第成。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岩石喷泉窄,山根到水平。禅房时一展,兼称苦空情。”显然对自己这幅水墨淋漓的作品相当满意,同时也反映出他退隐后的心境--“苦空情”。
历代画史画论著作都爱引用荆浩这几句话:“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他本人在《笔法记》中说:“随类赋彩,自古有能;如水晕墨章,兴我唐代。”这两段话确实概括了荆浩艺术的一大特色。
有关荆浩用笔的特点,有的说他“皴用小斧劈,树石勾勒,笔如篆籀”(李佐贤语);有的说他“将右丞(王维)之芝麻皴少为伸张,改为小披麻”(布颜图语);还有的说“其山与树皆以秃笔细写,形如古篆隶,苍古之甚”(孙承泽语)。这些说法表明荆浩在用笔方面融入了篆隶书法的骨力,在皴法上还处于探索之中,面貌不一。宋代周密的《云烟过眼录》记述他见到荆浩渔乐图两幅,上有题书《渔父辞》数首,类似唐代柳公权的书风。前人的记载值得参考。
荆浩把在现实中观察到的不同部位、形貌的山峦水流,分别定名为:峰、顶、峦、岭、岫、崖、岩、谷、峪、溪、涧等,并指出从总体上把握自然山水的规律:“其上峰峦虽异,其下冈岭相连,掩映林泉,依稀远近。”正是在从上下、远近、虚实、宾主以及各种物象的全方位审视中,形成了“山水之象,气势相生”的整体观念,在创作中往往是危峰突兀,重岩叠嶂,林泉掩映,气势浩大。
收藏过荆浩作品的宋人米芾,把荆画特点归纳为“善为云中山顶,四面峻厚”;又说“山顶好作密林,水际作突兀大石”。由此可以想见气韵雄壮的格局。清人顾复在《平生壮观》中记述荆作云壑图“峰岚重复,势若破碎,而一山浑成,无断绝之形”。这里说的是善于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细部刻画的真实具体,并未影响浑然一体的山势。他还指出荆浩所作多为“寻丈之笔”,以致“后之大图不能出范围焉”。但是荆浩也能作小幅,如册页云生列岫图就被评为“咫尺而得千顷之势,水墨浓淡生秀绝伦”。
荆浩的山水画已是笔墨两得,皴染兼备,标志着中国山水画的一次大突破。他总结了唐代山水画的笔墨得失,认为李思训大亏墨彩;吴道子笔胜于像,亦恨无墨;项容用墨独得玄门,用笔全无其骨;只有张璪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贵五彩,得到他的肯定。他所作的全景式山水画更为丰富生动,其特点是在画幅的主要部位安排气势雄浑的主峰,在其他中景和近景部位则布置乔窠杂植,溪泉坡岸,并点缀村楼桥杓,间或穿插人物活动,使得一幅画境界雄阔,景物逼真和构图完整。
荆浩的这种全景式山水画,奠定了稍后由关仝、李成、范宽等人加以完成的全景山水画的格局,推动了山水画走向空前未有的全盛期。他那表现北方山形特点的“云中山顶,四面峻厚”的雄伟风格,对于北宋前期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历代评论家对他的艺术成就极为推崇,元代汤垕在《画鉴》中将其称为“唐末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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