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

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晚称巽斋老人、东轩居士，又自号逊斋居士、癯禅、寐翁、姚埭老民、乙龛、余斋、轩、持卿、乙、李乡农、城西睡庵老人、乙僧、乙穸、睡翁、东轩支离叟等。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

王蘧常（1900—1989），中国哲学史家、历史学家、著名书法家。字瑗仲，号明两，别号涤如、甪里翁、玉树堂主、欣欣老人。浙江嘉兴人。其父王钧畇为清光绪十五年举人，工书法，博学。早年曾从师沈曾植治学。晚年致力于书法，精心研究汉简，欲化汉简、汉帛、汉陶于一冶，拓展了章草之领域。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文史哲艺俱通，著作宏富。

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

【一】

沈寐叟先师，讳曾植，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一八五O——一九二二）。清同治二年顺天乡试举人、光绪六年进士。以主事分刑部，擢员外、郎中，凡十八年， 谳狱平恕。寻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俄窥我东北、而日本亦自奋东陲，与俄相轧，先师请自借英款，创办东三省铁路，不果行。又力驳俄黑龙江渔业航务，俄为气沮。母忧归，两湖总督张之洞聘主两湖书院。拳釁起，外侮亟，先师与盛宣怀等，密筹互保长江之策，力疾奔走强臣间，而李鸿章实主其成，所谓画保东南约也。服阕，调外务部。出授江西广信府知府，历任南昌府知府、督粮道、盐法道。擢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验学制，契国穗积博士之说，始有意冶新旧于一炉矣。二十二年，署布政使，寻护巡抚。先师治皖五年，尚礼治、政无巨细，皆以身先，故事举而财不伤。后忤权贵，乃浩然有归志。与人书云：“骄泰以为豪，困穷而弥侈，牛饮漏舟，孰知其届？某求去不得，羸病日增，局促辕驹，徘徊怪鸟，求退之难，甚于求进，余不能忍而终古已。”宣统二年，乞退。鼎辛亥革命后，聘问不绝，先师不应。以壬戌冬薨于上海，年七十有三。时爱新觉罗氏小朝廷尚予谥文诚云。《清史稿》有传，然论学不多。余五十年前，曾为先师作《学案小识》，文繁不能备述，兹约举其后辈论学之辞而不肖有所见亦窃附焉。

（一）太仓唐蔚芝师文治，从先师最早，其论曰：“先生于学无所不精，囊采六经，出入百家诸子，贯天人之奥，会中西之通。尝语余为学之道，贵乎知类通达，开物成务，若拘虚一隅，何为者？今所传先生之作，一鳞一爪耳，而论者多以乾、嘉诸老拟先生，其测先生者浅矣。”

（二）海宁王静安国维论其为学次弟及方法云：“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案谓清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诸家之举，然一秉先正家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治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如此，使后之学术变 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蘧常谨案，先生实早承其大父小湖侍郎维 矫归命于宋五子（见其门人曾国藩所作墓志铭）之教，故其为学，其初以义理辅实用，即由实用返自然。盖历三变，而每变益进：壮岁由理学转而治考据，此一变也；及服官政，又由考据转而求困世，此又一变也；晚年潜心儒玄道释之学、以求郅治之极，此又一变也。余事于岐黄、历算、音律、目录、金石、书艺等，亦无不淖极理致，惟不谈阴阳五行耳。书艺晚名益高。先师门人金甸丞蓉镜尝论之曰：“先生书蚤精帖学，得笔于包安吴，壮嗜张廉卿，尝欲著文以明其书法之源流正变，及得力之由。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流为一冶，错综变化，以发其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论者谓三百年来，殆难与辈。”窃谓先师之治书学，上自甲骨、钟鼎、竹简、陶器等，凡有文字者，无不肆习，余尝见其斋中所积元书纸高可隐身，皆此类也。（然案头所置仅《淳化秘阁》、《急就章》、《校官》等数帖，《郑羲》、《张猛龙》、《敬显㑺》数碑而已。）此即其一贯为学之道，唐蔚师所传“知类通达，开物成务，拘虚一隅何为者”之意也，亦即王静安所谓“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之说也。余愧不能通其大，只能识其小，作此篇。昔赵之固有《书法论》，余集师说，名之曰《书法论提要》。于碑帖名称偶加注释，为青少年说法。

【二】碑帖研究

甲　初学

《宋拓阁帖跋》云“护儿生日，检此赐之。楷法入手从唐碑，行草入手从晋帖，立此以为定则。而后可以上窥秦汉，下周近世，有本有文，折衷众说耳。”

《明前拓本＜圣教序＞跋》云：“余尝谓此碑纯然唐法，与晋法无关。然学唐贤书，无论何处，不能不从此入手，犹草书之有永师也。”（案谓释怀素千字文也。怀素书千字文甚多，今存以小字贞元本为最佳。）

又《旧拓＜圣教序＞跋》云“《圣教》纯然唐法，与右军殆已绝缘。第唐人书存于今者，楷多行少，学人由行以趋晋，固不若从此求之，时代为较近也。”

《宋拓＜秘阁续帖＞跋》云：“后人鉴古得不由此以窥寻门径乎？”

乙　博取

《菌阁琐谈》云：“汉急就砖，仅有二十余字，犹古隶笔势。”

东汉 砖铭

《琐谈》又云：“王珣《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案流沙简书谓《流沙坠简》。清光绪时，英人斯坦因访古于吾国西陲，发掘罗布泊尔北古城，得汉、晋简册，载归伦敦。法人沙畹，撰著考释，但不能尽解。罗振玉、王国维合力考证，衍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戌丛残，简牍遗文三类。影印行世，号曰《流沙坠简》。）

王珣 《伯远帖》

西汉 敦煌汉简 阳朔二年车辇簿册

《礼器碑跋》云：“《礼器》细劲，在汉碑中自成一格。流沙木简中‘始建国’、‘折伤薄’、‘急就篇’皆其体。”

《与谢复园书》云：“流沙坠简，试悬臂放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当有合。”

《研图注篆之居随笔》云“完白（案完白为邓石如号。）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术也。碑额瓦当，可用以为笔法法式，则印篆又何不可用乎？孙渊如有《广复古编》三十卷，（案宋张有有《复古编》二卷，以四声隶字，根据《说文》，以辩俗体之讹。元曹本有《续复古编》四卷，孙星衍又广之也。）《复古编》不必广也，此必为篆人作耳。（自注：钱十兰有《篆人录》。）钱星梧给谏称徐莘田著李斯作篆之迹为僮篇，此意亦学篆者所当知。”

丙　分历

《全拙庵温故录》云：“南朝书习，可分三体：写书为一体，碑碣为一体，简牍为一体。《乐毅》、《黄庭》、《洛神》、《曹娥》、《内景》，皆写书体也；（案《乐毅论》，相传为王羲之亲书于石，石已与唐太宗同葬昭陵。后为温韬所发，得此石，石已破裂。至宋，为高绅所得，束之以铁，末行仅存海字，其拓本，号‘海字本’移其石，不知存亡。今所传，皆由‘海字本’翻刻也。《黄庭经》，相传亦羲之书，晋永和中刻。隋释智永、唐虞世南、欧阳询、禇遂良等，皆有临本传世。《曹娥碑》曹娥，为东汉上虞女子，因父溺死，亦投江而死，五日，仅抱父尸出。）度尚使其弟子邯郸淳作诔辞，立石。蔡邕夜摸其碑读之题“黄绢幼妇，外孙韲臼”八字，即“绝妙好辞”四字之隐语也。（但今所传《曹娥碑》法帖，则相传为王羲之书。《洛神》、《内景》已见上。）传世墨迹，确然可信者，则有陈郑灼所书《仪礼疏》，绝与《内景》笔锋相近，已开唐人写经之先，而神隽非唐人所及。丁道护《启法寺碑》（景碑为隋周彪撰、丁道护书，仁寿二年刻，在湖北襄阳启法寺。石已久佚，拓本亦稀。）乃颇近之。据此以推，《真诰论》、《杨许写经语》及《隐居与梁武论书语》（案谓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乃颇有证会处。碑碣南北大同，大较于楷法中犹时沿隶法。简牍为行草之宗，然行草用写书与用于简牍者，亦自成两体。《急就》为写书体，行法整齐，永师《千文》，实祖其式。率更稍纵，（案欧阳询官率更令。）至颠、素大变矣。（案张旭怀素。）李怀琳之《绝交书》（案怀琳洛阳人。嵇康《绝交书》，相传为怀琳仿书。）孙虔礼之《书谱》（案孙虔礼字过庭。所撰《书谱》自称为六篇，分为两卷。今所传仅总序墨迹一篇。原藏清内府，后归故宫博物院，现藏台湾。至石刻传播甚多。）皆写书之变体。其原出于《屏风帖》，（案帖为唐太宗书，宋嘉泰四年，王允初刻石于余杭。元延祐三年，余杭县令尹玉昌移置县厅。有翻刻本。）《屏风》之书，固不能得与卷轴一体也。又云：陶隐居《答武帝启》，叔夜《绝交》、《威辇》两篇，是经书体。《护德瓶斋涉笔》云：“后汉记云：灵帝好书画辞赋，诸为尺牍及工鸟篆者，皆加引荐，并待制鸿都门，或出为刺史太守，人为尚书。”案：书家以简牍、碑板为二体，碑板之盛，大抵在永平以后，亦不能甚先于尺牍也。

丁道护 《启法寺碑》

李世民 《屏风帖》局部

《高湛墓志跋》云：“大抵北朝书法，亦是因时变易，正光以前为一种，（案正光为北魏孝明帝年号。正光以前，包括太安二年寇谦之书《中岳嵩高灵庙碑》，太和十二年朱义章书《始平公造像》等龙门二十品，永平二年太原典签王远书《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永平四年郑道昭书《郑文公碑》，延昌四年《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铭》，熙平元年《刁遵墓志铭》，神龟二年《兖州贾使君碑》，正光三年《张猛龙清颂碑》、《郑道忠墓志》，正光四年《马鸣寺根法师碑》、《高贞碑》、《鞠彦云墓志》，正光五年《李超墓志铭》，普泰元年《张玄墓志》。）最古劲。天平以下为一种，（案天平为东魏孝静帝年号。天平以下，包括天平二年《张法寿造象》、《司马升墓志》，天平三年《法显造像》、《法坚法荣二比丘僧碑》，元象元年《李宪墓志》，元象二年《高湛墓志铭》，与初二年《禅静寺刹前敬使君碑》，兴和二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兴和三年《张奢碑》、《王盛碑》，武定元年《王偃墓志铭》，武定八年《冀州刺史关胜颂德碑》等。）稍平易。齐末为一种，（案包括皇建元年《隽修罗碑》，天统元年《郑述祖天柱山铭》、《房周范墓志》，天统五年《百人造像记》，武平五年《映佛岩摩崖》、《道略五百人造像》、《功曹李琮墓志》，承光元年《华严经菩萨明难品》等。）风格视永徽相上下。（案永徽为唐高宗年号。）古隶相传之法，无复存矣。关中体独朴质，惜宇文一代，传石无多耳。（案北周传石仅元年《强独乐树文王碑》，保定四年《贺屯植墓志》，天和二年赵文渊书《西岳华山庙碑》，天和五年《曹恪碑》，宣政元年《时珍墓志》、《光州刺史宇文公碑铭》等。）

东魏元象二年 《高湛墓志》

《明许灵长模刻＜澄清堂帖＞跋》云“许灵长模刻《澄清堂帖》。梁闻山极称道之，以为能传古人笔意，然以宋刻原本，固不若吴周生本清迥得真也。余所得乃有初拓本二，后拓本一。既考得《澄清》为施武子刻，（案武子名宿。）以邢氏本（案邢氏谓邢侗，明万历二十年侗刻《来禽馆帖》，其第四卷为《澄清堂帖》。）副置施本之旁，麟趾凤毛，殊足尽两代赏会之致情，镌刻之异势。继以此刻，终之以《海山仙馆》潘刻，（案清道光中、南海潘仕成所刻《海山仙馆法帖》、《澄清堂帖》在第一种摹古帖中。）虽公惭卿，卿惭长，然五世同居，固是一家盛事也。”

丁　比较

《汉校官碑跋》云“余最喜此碑书法，顾恨拓书漫漶，尝集浓淡干湿数本合装之，互征其趣。此本虽旧，而拓不工，以其为苏斋物，存之。”

《校官碑》

《宋拓秘阁本＜兰亭＞跋》云：“光绪壬寅，见竹垞所藏宋拓本于厂肆。竹垞自题，是南宋御府所刻云云。以余所蓄秘阁本校之，正同。同时有游丞相藏（案罗丞相名似）赵孟林原装之宣城本，并几同观，宣城以古穆胜，而竹垞本以丰丽胜。尹、邢同时，两无愧色。后见梁茝林家别本赵子固落水《兰亭》，则即是此石之未裂者。于是益知朱本之贵，而余所旧蓄，亦因之敝帚自珍，声价滋重矣。”

戊　探源

《菌阁琐谈》云：“篆画中实，分画中虚。中实莫崇于周宣（案谓《石鼓文》，石鼓初发见于陕西天兴县南。经唐韦应物、韩愈先后表彰之，始显于世。其地原为周，其文为籀，故皆以为周宣王时史籀所作，记游猎事。至宋郑樵，始定为秦物。近人考订无异词，惟或以为秦文公时，或以为穆公时，或以为襄公时，莫衷一是。惟吾友唐文庵兰定为献公十九年作，似最确，先师仍用旧说。鼓凡十，字多漫漶，今存故宫博物院。）而斯相没其流为栉针。中虚造端于史章（案谓史游《急就章》，已见上。）而中郎极其致于波发。右军中近实，大令中近虚。”

《全拙庵温故录》云：“草书之变，性在展蹙，展布纵放，大令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皱节，以收济放，则率更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旭、素奇矫，皆从此出，而杨景度为其嫡系。《神仙起居法》即《千文》之悬腕书也。新《步虚词》，亦同步骤。而指力多于肘力，一书于壁，一书于纸也。香光虽服膺景度，展蹙之初，犹未会心，及安吴而后拈出，然不溯源率更，本迹仍未合也。偶临秘阁欧帖，用证《千文》，豁然有省。大令草继伯英，率更其征西之裔乎？又云：益部耆旧传，虽两行耳，即开率更，遂立异门。六代清华，沿于大令；三唐奇峻，胎自欧阳。譬教家之空有二宗，禅家之能、秀二派已。右军别传称其部析张公之草，而秾纤折衷，乃愧其精熟，剖析二字，极可玩味。”

杨凝式 《神仙起居法帖》

《式古堂法帖跋》云：“刻法帖与仿刻宋、元旧本书籍同例。当具其源流所自，行款题记，一一存真，则古帖之面目不亡，而后之学者亦可据形迹以追溯神明所自，盖神明虽妙手不能传，形迹之传，非辅以确据，不能坚后人之信。《元祐》、《淳熙》两续帖，皆刻存图记，集帖旧法，固如是也。墨池刻例最谨严，《停云》详墨迹而略石刻，遂开后来草率之渐，《戏鸿》以后，无足论矣。此中诸帖，大半皆为石刻，而一字不言，令人不知为何本，此最不可解者。虞跋《黄庭》向来不见著录，至此刻始有之，味此跋中此卷云云，意者或是墨迹，然模糊影响，不可究知。后来嘉、道之间，此间遂传虞陶跋本，张叔未等皆莫能寻其源，愚颇疑黎邱之幻，端自此开，然不能据折之，益恨卞氏之藏形诧暗为无谓也。”（案本文只论书法，不言考据，而无略及之者，一以见先师考据学之一斑，一以见为学必须探源也。）

己　互证

《张猛龙碑跋》云“昔尝谓南朝碑褐罕传，由北碑拟之，则《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盖一则纯和萧远，运师中郎，而全泯其迹，品格在《黄庭》、《乐毅》之间；一则顿宕激昂，锋距出梁鹄，而益饰以文，构法于《洛神》不异也。近反复此颂，乃觉于《乐毅》亦非别派，《官奴书付授受》，初觉子敬本出《乐毅》，则学子敬而似《乐毅》为不仅虎贲中郎之肖可知也。”

《龙藏寺碑》碑额及碑文

《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碑跋》云：“《刁惠公志》近大王，《张猛龙碑》近小王，此铭则内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定武《兰亭》者，有可证秘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庚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差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次。而巅崖峻绝，无路可跻，惟安吴正楷，略能仿佛其波发。仪征而下，莫敢措手，每展此帖，辄为沉思数日。”

《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碑》

《星凤楼祖本＜黄庭经＞跋》（案宋曹彦约刻于南康军、由其子士冕踵成之。明时已流传极少，今更鲜见矣。）云：“此《星凤》祖本也。画中圆满，非宋刻不及此。以笔法论，尚在越中石氏本上。吾甚愿学者以此与《禅静寺》同参。因此溯《水牛山》，（案谓《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碑在山东宁阳县。上截中央，刻有佛龛，两旁题‘文殊般若’四大字，均为楷书。无建碑年月，或曰北齐末，或曰西晋，或曰随时。）不惟南北交融，抑且大小同贯也。”

《黄庭经》

《元晏刻本＜十三行＞跋》云：“元晏刻本，中画最为丰满；拟其意象，虽文殊般若，无以过之。管一虬呕血经营匠心正在此耳。此刻惟注重波发，不免与《快雪》同病。”（案《快雪》谓《快雪堂帖》。清初涿州冯铨刻。出名镌刘晹若手，为世所重。后入内府，乾隆帝建快雪堂储之。今存故宫博物院。）

《十三行》碧玉版原石 首都博物馆藏

《与谢复园书》云：“写《郑文公》，当并参《鹤铭》、《阁帖》大令草法，亦一鼻孔出气。形质为性情之符契，如文家之气盛，则长短高下皆宜也。又云：云台山皆道昭书，而碑体谨严（案谓《郑文公碑》）摩崖较纵，其超逸蹈跹，真令人对之飘飘然有凌云气也。论韵格，恐在《鹤铭》上。”

沈曾植临南北朝碑四条屏

【三】书法丛论

甲　论临摹

《与谢复园书》云：“吾尝以阁下善学古人为不可及，今忽曰：以临古为大病，此何说耶？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即使转，亦单薄寡味，如此，便是自寻堕落矣。如何！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谢安石亦有拟法。（案《护德瓶斋涉笔》云：‘文嘉曰：子昂于古人书法至佳者，无不仿学。如元魏常侍沈馥所书《魏定鼎碑》，亦尝仿之，谓得隶法可爱。’）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陧不安也。”

沈曾植临《爨宝子碑》

蘧常案，先师早岁《护德瓶斋涉笔录·梁山舟论书》云：“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以是刻舟求剑，得古人书，如儿写仿本，就便形似，岂复有我。试看晋唐以来，多少书家，有一似否？故李北海云：‘学我者拙，似我者伪’，故为世之向木偶求舍利下一针砭。”又云：“好摹古帖，何以反云大病？要知当临摹时，手在纸，眼在帖，心则往来于纸帖之间，如何得佳，纵逼肖，亦是有耳目、无气看书死人。至于临摹既久，成见在胸，便欲挥洒，反不能自主矣。”然先师不着一语，推其意，或有契于刻舟求剑之说欤？与晚年所书，并无矛盾也。山舟平日作书，亦有临摹古人者，则以所言，亦一时过情之论也。

沈曾植《隶书平旦清风七言联》

乙　论用笔用墨

《杂札》云：“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体，并以工整专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竖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竖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已。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此范围，然岂能尽。”

《菌阁琐谈》云：“写书写经，则章程书之流也。碑碣摩崖，则铭石书之流也。章程以细密为准，则宜用指。铭石以宏郭为用，则宜用腕。因所书之宜适，而字势异。笔势异，手腕之异，由此兴焉。由后世言之，则笔势因指腕之用而生。由古初言之，则指腕之用因笔势而生也。”

《全拙庵温故录》云“柳子厚志从父弟宗直殡云：善操觚牍，得师法其备，融液屈折，奇峭博丽，知之者以为工。八字尽笔法墨之邃。”

《菌阁琐谈》云：“《醴泉笔录》：永叔书法取弱笔，浓磨墨以借其力。余见赵迹佳者，多硬笔浓墨，迄明嘉隆犹然。董书柔毫淡墨，略无假借，书家朴学，可以谓之难矣。”又云：“墨法古今之异，北宋浓法实用，南宋浓墨活用。元人墨薄于宋，在浓淡间。香光始开淡墨一派，本朝名家，又有用干墨者。大略如是。与画法有相通处。自宋以前，画家取笔法于书。元世以来，书家取墨法于画。近人始谈美术，此亦美术观念之融通也。”

《杂家言》云：“日本书法，始盛于天平之代，写经笔法有绝妙者。如三岛县立刚麿百济丰虫冈目左大津科野虫麿等，宫人吉备由利之迹，至今犹存。又有当时拓晋右将军王羲之草书及扇书。扇书者，在行草之间，取疾速意。释空海入唐留学，就韩方明受书法。尝奉宪宗敕补唐宫壁上字。所传执笔法，有一 . 枕腕，（自注：左手置右手之下。）小字用之。二 . 提腕，中字用之。三 . 悬腕，大字用之。橘逸势传笔法于柳宗元，唐人呼为橘秀才。（案据日本《书道》云：‘橘逸势于延历末，从空海共留学唐土，唐人呼为橘秀才。得书法于柳宗元，尝隶书宫门额。归国，以病隐居。承和九年，得罪，板築远江，嘉祥三年，赦归。赠正五位。’章士钊《柳文指要》，诧其搜讨之勤。）”

沈曾植残纸

沈曾植书《吴彦复墓志》

沈曾植临《皇象帖》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