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是一枚“画奴”！

任伯年是一枚“画奴”

写真神笔

任颐（1840—1895），初名润，字小楼，后改字伯年，号次远，因崇拜湖州籍画家费晓楼后改号为小楼，别号山阴道人、山阴道上行者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有极为深厚的创造精神与写生本领，被认为是19世纪“海上画派”的中坚。擅长花鸟、人物，其中人物肖像画为任伯年“出自庭训”的看家本领。

任伯年自幼受其父指导与熏陶，其父任鹤声，字淞云，为民间画像师。作为读书人的任淞云，无做官之志，甚至对做官之人心怀鄙视，宁愿开米店糊口，也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在其内心深处，亦不希望其子走仕途之路。任伯年因幼时家境贫寒，并未有机会饱读诗书，只能跟随其父耳濡目染，所学有限，文学修养上的不足或多或少地对任伯年后来在艺术领域中作出更深层次的探索与贡献产生了一定影响，成为一份无法弥补的缺憾。

徐悲鸿绘任伯年

尽得神理入画图

任伯年起初住在沪北一带，后来境况稍好，移居城南，其住所豫园三牌楼旁有一座“春风得意楼”。每当心情不佳时，任伯年便到“春风得意楼”品茶。每当喝茶时，一边品茶一边精心观察楼下养的群羊，时间一长他笔下的羊便尽得羊之神理。后来，任伯年又买来许多鸡养于屋中，虽然所住之处仅是个半间房的小屋子，但任伯年在下面养鸡上面住人，久而久之又画得鸡之神态。上海的庙街上，有许多鸟肆，伯年又每天伫足观望鸟的歌鸣，久之又尽得鸟之神态。后来，又细心观察人们的行走情形，观茶楼中热闹的景象、出游少女的妖冶情态，默写心记，实现了由眼中之竹至胸中之竹再至手中之竹的神妙创作过程。

任伯年的铅笔速写方法习惯受其一位朋友的影响较深，据沈子瑜记载：任伯年和一个叫刘德斋的人交情甚好，往来甚密。刘德斋当时是一个图画馆的主任，这个图画馆位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是由上海天主教会所办。刘的西洋画素描功夫很是深厚，对任伯年的写生素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任每次外出，必备随手可拿的工具，一旦见到感兴趣的景物，就迅速勾勒下来。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正是这样长期的观察与动手的习惯铸成了任伯年“尽得神理入画图”的绘画之功。

海派名士

任伯年的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画面绚丽，具有豪发、活泼、清新之笔调。上海画家中投合时尚的最好例子莫过于任伯年，刚在上海立足的任伯年，受到商人的高度推重，“古香室”经理胡铁梅尤其对其才华非常赏识，聘他在“古香室扇笺店”作画，因此结识了许多名流人士与商人，对他的事业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后来画名大盛的任伯年不忘知遇之恩，在每年十二月份均住胡铁梅“古香留月山房”为其作画，故收藏甚多，在故居旁构筑“清荫草堂”，号青衣农。章敬夫对任伯年最是敬重，因为喜爱他的画，曾向任伯年索画翎毛《五伦图》，一直未得。直到三年后任伯年把《五伦图》画毕，赠予章敬夫。

此外，收藏任伯年画的人很多，不仅有“九华堂”店主朱锦裳、银行家陶浚宣等，还有许多外地商人。这些商人四处做生意，在他们所经过的城市将任伯年的名字传播开来，任的名气几乎为整个中国南方所知。任伯年的画名与商人的传播密不可分，在名气渐长的同时，任伯年也必须应付这些前来索画的商人。《海上画语》中记载了一事：一个广东商人前来买画，任伯年当年住在城北，多次欲见却未见成。于是一次专门守株待兔，碰巧看到任伯年外出归来，商人尾随其后进入任家。伯年见此便让他止步。商人也没办法，便离开。后此故事流传下来，可见任伯年在绘画方面的知名度。

学徒索画

任伯年之绘画风格，反映出清末中国社会发生变故后，市民阶级对绘画艺术的审美要求。随着任伯年绘画名声的增长，求画者日益增多。据《新语林》载：求画者踵接。然性疏傲，且嗜鸦片烟，发常长寸许，每懒于濡毫。倍送润资，犹不一伸纸。纸绢山积，未尝一顾。

指出山阴任伯年，绘画名声很大，然而他生性疏傲，又喜好吸鸦片烟，头发都长得有一寸那么长了，还是懒得提笔作画，即使润资加倍，他也不屑一顾，纸绢像山一样堆积在画案上，也不正眼瞧瞧。

相传有一日，一掌柜派一学生拿着钱去让任伯年作画，学徒几次去取，都没拿上，因此学徒受到掌柜的责难，学徒无奈之下大哭起来，正好任的两位好友看到，问起缘由，就带着学徒去找伯年，并怒斥任一番。伯年见状，只好快速作画。顷刻，两扇并就。后学徒开心地回去交差去了。任伯年平日不苟言笑，对人冷淡，其实为人做事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