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是一枚“画奴”！

任伯年是一枚“画奴”

1887年，任伯年48岁，吴昌硕44岁。作为第一代海派书画群体的重要人物，任伯年那时早已名扬海外，任伯年润例之高，据说一张四尺画几乎可以养活一家数口人一个月。求画者纷至沓来，有人为求画甚至要求价格翻倍，这让任伯年应接不暇。吴昌硕还曾为任伯年刻过一枚“画奴”大印，恰是那段时间的写照。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年初到上海的吴昌硕生活并不理想，一度曾住在吴淞江的小船上。因为要时常到浦东作画办事，来往奔波，作品却乏人问津。

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如日中天的任伯年，却有着扶持学子的大度和气量。他凭借独特的人格魅力，号召聚集了一批有才华和底气的书画家，为其他画家撰写荐语，这里面就包括了吴昌硕。海派书画家藉此整合成了一个群体，推动着海派艺术不断成熟，为日后涌现像吴昌硕这样的大师名家建构了一个平台。到任伯年辞世后，吴昌硕成为海派书画新的领军人物。

晚清“海派”画坛有“海上三任”，即任渭长、任阜长、任伯年，其中，以晚出的任伯年声誉最高。任伯年绘画上极有天分，对物象的生动造型有着非同一般的把握，绘画题材丰富，手段也多样化。

写真神笔

任颐（1840—1895），初名润，字小楼，后改字伯年，号次远，因崇拜湖州籍画家费晓楼后改号为小楼，别号山阴道人、山阴道上行者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有极为深厚的创造精神与写生本领，被认为是19世纪“海上画派”的中坚。擅长花鸟、人物，其中人物肖像画为任伯年“出自庭训”的看家本领。

任伯年自幼受其父指导与熏陶，其父任鹤声，字淞云，为民间画像师。作为读书人的任淞云，无做官之志，甚至对做官之人心怀鄙视，宁愿开米店糊口，也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在其内心深处，亦不希望其子走仕途之路。任伯年因幼时家境贫寒，并未有机会饱读诗书，只能跟随其父耳濡目染，所学有限，文学修养上的不足或多或少地对任伯年后来在艺术领域中作出更深层次的探索与贡献产生了一定影响，成为一份无法弥补的缺憾。

徐悲鸿绘任伯年

由于自幼受父亲影响较深，并深受父亲民间写真术的影响，勤劳聪慧、天资聪颖的任伯年虽未饱读诗书，却继承其父衣钵，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绘画之中，为其今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扎实的绘画根基。浙江山阴、秀水等地，多有写真传统，为明末清初曾鲸之派绪，故而，肖像画为任家之家传。约十岁时，任伯年开始接受父亲任淞云传授给他的写真术，并继承了曾波臣一派先画墨骨后填彩之绘画方法。任淞云始终对伯年严格要求，家中凡是有客来访时，若他外出，任伯年需画下客人容貌。这为后来任伯年扎实的绘画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日有客来访，恰逢任淞云外出，伯年热情招待客人，许久未见其父返回家中，客人便告辞离去。任淞云回来后询问哪位客人来访，伯年遂将客人容貌画于纸上，任淞云看了之后，当即认出了客人。天资聪颖过人的任伯年在父亲的指导下，加上自己的勤奋和仔细的观察，练就了一身默画临写的技艺。他善于将瞬间、动态的人物肖像定格于纸上，生动逼真。

少年时任伯年痴迷习画，一日于家中作画，忽闻人喊“牛打架了”，遂跑去观看。欣赏之余很是激动，聪明的他便撩起衣衫，用指甲绘出斗牛场面。后以速写形式绘出记忆画《斗牛图》，以瞬间的姿态描写于画面且不失动感，充满生机，颇有一番韵味。

以后多年，伯年于萧山一带潜心研习、作画，浙东的山川风光与古越悠久的历史深深触动其心灵，启发了他的诗情与才思，并为其后来绘画中所表现出的浓厚历史感做出了良好铺垫。

太平军旗手

技艺全面、富于创新精神的任伯年是清末上海画坛的杰出画家。他一生阅历丰富，年轻时曾加入太平军，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1861年，李容发分别准备攻克绍兴、杭州。恰巧伯年和父亲也在绍兴，二人相约往包村亲戚家躲避战事。

但是，任伯年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卷入太平军革命行列。关于这段经历，后来在任伯年的儿子任堇叔写在伯年四十九岁时所拍摄的照片上：先处士少值俭岁。年十六陷洪杨军，大酋令掌军旗。旗以纵袤二丈之帛连数端为之，贯如儿臂之干，傅以风力，数百斤物矣。战时麾之，以为前驱。既馁，植干于地，度其风色何向，乃反风跌坐，隐以自障。敌阵弹丸，挟风嗤嗤，汰旗掠鬓，或缘干坠，坠处触石，犹能杀人。尝一弹猝至，感（通“撼”）旁坐者额，血濡缕，立殪！先处士顾无恙。军行或野次，草由枕藉，露宿达晨。瀛粮蓐食，则群踞如蹲鸱，此岭表俗也。年才逾立，已种种有二毛，嗜酒病肺；捐馆前五年，用医者言，止酒不复饮。而涉秋徂冬，犹咳呛哕逆，喘汗颡。陷赭军时道涂霜露，风所淫且贼也。此影盖四十九岁所摄。孤子堇敬识。

从中可知，任伯年短短数月的少年从军经历，使他经历诸多苦难，身体受到了严重损害，从而导致他后来的身体一直被风寒与病痛所折磨。在这之后他又经历了丧父之痛，当时太平军撤离杭州后，任伯年立即返回寻父，不幸的是任伯年遂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返回萧山。这给他的人生留下难以忘怀伤痛，同时也对他的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冒名卖扇

任伯年家境贫寒，为谋求生计，1865年之后便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先后辗转至宁波、杭州，后又去了苏州等地。出身民间的任伯年从民间画风起步，这些地方深厚的民间艺术渊源为任伯年的民间画风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使任伯年丧失斗志，反而是坚持依靠卖画维持生计，后流落至上海，自己摆摊，自画扇面出卖。不起眼的卖画少年每日在为温饱拼搏努力着，过着吃了上顿便无下顿的穷困艰难生活，眼看在这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难以维持生计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到有二人为争名画家任渭长的一幅画而吵得面红耳赤，经打听，画价颇高，伯年非常感慨，顿生念头：何不仿任渭长的画呢？久而久之，他模仿的画越来越逼真，人们见有名家的画作，纷纷前来购买。这不仅解决了缺钱的燃眉之急，还有了解决生活困境的方法，地摊上的生意一天天地好起来。

时间长了，当时正于上海作画的任渭长也得知市面上有人假借他的名在作画卖扇。于是一打听找到了这家扇摊，订了五把任渭长画的扇子。任伯年当然不知这便是任渭长本人，只顾着接生意的他满口答应了下来。隔了数日，任渭长前来取画，五把所谓任渭长画的扇子一把不少如期交付。任渭长和任伯年说了几句话后，发现自己竟然成了任伯年的叔叔了。于是大笑地拍着任伯年的肩膀说道：“那我就算是你叔叔吧。”任伯年这时才回过味来，真是弄斧碰见了鲁班，羞愧得无地自容，遂伏地请罪。任渭长问起任伯年为什么要仿冒他的画，任伯年这才给他讲了自己的处境。任渭长很是同情，又看任伯年有画画的基础，表示愿意收任伯年为徒。任伯年正所谓因祸得福，立马叩头拜师。这段经历无疑是任伯年艺术旅途中的一份收获。

任阜长弃砚

正所谓伯乐喜得千里马，任渭长遇见了这样的人才自然是十分欣慰，并将徒弟任伯年介绍到苏州卖画的堂弟任阜长之处学画，可任伯年仅于苏州学画半年便折返。重返上海卖画的任伯年将每把扇子卖到两百铜钱。得知此事的任阜长赶往上海，他的扇面却仅能卖到一百铜钱，并且几乎无人问津，一气之下，曾为师的任阜长将砚台弃于黄浦江中。听起来是一则趣闻，却能从中得知任伯年到上海后画风的变化，那时他的画风已不再完全走陈洪绶路线，开始适应时代的需要与上海画商的需要。在任渭长的指导下，任伯年长进很快，他的观察能力极强，所作画作有颇强的生命力，得自然生动之趣。未到壮年，伯年之画已名满江南。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任阜长感慨万千的同时却也无可奈何。以后的时间，任伯年一直长期寓居于上海以书画为生，直至56岁早逝。

尽得神理入画图

任伯年起初住在沪北一带，后来境况稍好，移居城南，其住所豫园三牌楼旁有一座“春风得意楼”。每当心情不佳时，任伯年便到“春风得意楼”品茶。每当喝茶时，一边品茶一边精心观察楼下养的群羊，时间一长他笔下的羊便尽得羊之神理。后来，任伯年又买来许多鸡养于屋中，虽然所住之处仅是个半间房的小屋子，但任伯年在下面养鸡上面住人，久而久之又画得鸡之神态。上海的庙街上，有许多鸟肆，伯年又每天伫足观望鸟的歌鸣，久之又尽得鸟之神态。后来，又细心观察人们的行走情形，观茶楼中热闹的景象、出游少女的妖冶情态，默写心记，实现了由眼中之竹至胸中之竹再至手中之竹的神妙创作过程。

任伯年的铅笔速写方法习惯受其一位朋友的影响较深，据沈子瑜记载：任伯年和一个叫刘德斋的人交情甚好，往来甚密。刘德斋当时是一个图画馆的主任，这个图画馆位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是由上海天主教会所办。刘的西洋画素描功夫很是深厚，对任伯年的写生素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任每次外出，必备随手可拿的工具，一旦见到感兴趣的景物，就迅速勾勒下来。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正是这样长期的观察与动手的习惯铸成了任伯年“尽得神理入画图”的绘画之功。

海派名士

任伯年的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画面绚丽，具有豪发、活泼、清新之笔调。上海画家中投合时尚的最好例子莫过于任伯年，刚在上海立足的任伯年，受到商人的高度推重，“古香室”经理胡铁梅尤其对其才华非常赏识，聘他在“古香室扇笺店”作画，因此结识了许多名流人士与商人，对他的事业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后来画名大盛的任伯年不忘知遇之恩，在每年十二月份均住胡铁梅“古香留月山房”为其作画，故收藏甚多，在故居旁构筑“清荫草堂”，号青衣农。章敬夫对任伯年最是敬重，因为喜爱他的画，曾向任伯年索画翎毛《五伦图》，一直未得。直到三年后任伯年把《五伦图》画毕，赠予章敬夫。

此外，收藏任伯年画的人很多，不仅有“九华堂”店主朱锦裳、银行家陶浚宣等，还有许多外地商人。这些商人四处做生意，在他们所经过的城市将任伯年的名字传播开来，任的名气几乎为整个中国南方所知。任伯年的画名与商人的传播密不可分，在名气渐长的同时，任伯年也必须应付这些前来索画的商人。《海上画语》中记载了一事：一个广东商人前来买画，任伯年当年住在城北，多次欲见却未见成。于是一次专门守株待兔，碰巧看到任伯年外出归来，商人尾随其后进入任家。伯年见此便让他止步。商人也没办法，便离开。后此故事流传下来，可见任伯年在绘画方面的知名度。

学徒索画

任伯年之绘画风格，反映出清末中国社会发生变故后，市民阶级对绘画艺术的审美要求。随着任伯年绘画名声的增长，求画者日益增多。据《新语林》载：求画者踵接。然性疏傲，且嗜鸦片烟，发常长寸许，每懒于濡毫。倍送润资，犹不一伸纸。纸绢山积，未尝一顾。

指出山阴任伯年，绘画名声很大，然而他生性疏傲，又喜好吸鸦片烟，头发都长得有一寸那么长了，还是懒得提笔作画，即使润资加倍，他也不屑一顾，纸绢像山一样堆积在画案上，也不正眼瞧瞧。

相传有一日，一掌柜派一学生拿着钱去让任伯年作画，学徒几次去取，都没拿上，因此学徒受到掌柜的责难，学徒无奈之下大哭起来，正好任的两位好友看到，问起缘由，就带着学徒去找伯年，并怒斥任一番。伯年见状，只好快速作画。顷刻，两扇并就。后学徒开心地回去交差去了。任伯年平日不苟言笑，对人冷淡，其实为人做事洒脱。

丑人入画巧安排

任伯年的肖像画擅长突破传统样式中的呆板格局与姿态，善于突破传统，将人物神情动态刻画至惟妙惟肖、自然生动之境，形貌肖似传神。民间对于他画人物画的传说很多。

绍兴城有一长相丑陋的人，一天他请很多画家为他作画，画虽形象，但老板均不满意。后请伯年给他作画，任为避免他的比较丑的正面脸孔，就画了一幅侧面的正在打算盘的工作肖像，可谓形神兼备，老板看了非常满意。任伯年所作画可谓有道有艺，绘画技术与精神兼得，既富含熟练的绘画技巧，又于画作中见神韵。

生活取象传神气

出身民间的任伯年脱离不了民间题材，他的画作既能打破封建绘画之中的雅俗观，又能提高民间绘画的品位，可谓雅俗共赏。伯年喜画猫，一次，一人让任画一幅《狸猫图》。画了很多遍，都没出现令他满意的作品。后来一天晚上，他忽听到邻居房顶上有猫的叫声，他正准备开窗观看，不料猫被惊跑了。他不罢休，爬上房，终于看到了猫咪的全貌，而且看得很入神，竟然一失足而摔倒房下。邻居得知此事，排除了他是贼的嫌疑，并把他送回家。任伯年的观察能力强，每遇可取景物即加以勾描，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积累形象，于绘画中时常信手拈来，得自然之妙趣。

师徒相持画艺传

任伯年始终不忘知遇之恩，对于任渭长一手提携培养，伯年始终将这份恩情铭刻于心。成名后的他，对于有才的后辈也是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比如倪田未见任伯年时常因学艺不精而受王氏师父的指责。后他偶遇伯年，任得知他的境遇，较为同情，便招呼道自己家中宣传他的画作。倪田受很大影响，后潜心学习，终于有一天他超过了王氏。所以后有“今之学任颐者皆倪田别派”的说法。

伯年还有一位弟子叫王一亭，王的早年经历坎坷，任在见到王和王的作品时，很是赞赏，于是就收他为徒弟。后来在任的指导下，王提高很快，他很感激伯年，为此他在任的《墨竹》题跋：“修竹数竿，任先生遗画，清风习习，亟貌缶翁于其中。距先生落墨时已廿易寒暑矣，回首师门，清泪盈睫。”借此来表达他对任的感激之情。

其实任伯年收的徒弟还是比较多，俞达夫就是其中一个，此外与任走的最近的要数吴昌硕，他是经人引见于任的，后拜伯年为师。在任那里学画的那段时间，长居任家。任伯年曾教导吴昌硕曰：“子攻书，不妨以篆籀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诀也。”吴受到任的指点，从此作画特别勤快。他在任的教导下不断尝试、实践，最终形成“形健古茂，盎然有金石气”的艺术特点。后来两人越走越近，在师生关系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吴常记他的知遇之恩，给予尊称之际，还经常看望任，在任病逝后，吴悲痛难平，为老师作挽联：

北苑千秋人，汉石隋泥同不朽；

西风两行泪，水痕墨气失知音。

以表达对任的敬慕之情。

丹青劳碌终一生

1890年51岁的任伯年身体每况愈下，到1894年肺病加剧。考虑到长远之计，他将自己历年卖画所积攒下来的两三万金交与他的表姐夫，让替他在老家绍兴买田产，但是这些钱最后被赌徒姐夫给挥霍尽了，后以假田契约糊弄任伯年。任得知此事，非常悲痛，病情加重，无心情作画，直至秋后，他才作了几幅遗作：《送子观音图》《竹涧流泉图》和《洗耳图》。最后他于1895年11月4日病逝，享年56岁，他的走是书画界的一大损失，让无数文人不禁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