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四家的江湖余生

来源: 互联网收集【声明】 编辑:小木 发布时间:2021-03-26 1k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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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厘清一个概念,“元四家”是指谁?

      有两个版本:一是指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四人(见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二是指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人(见明代董其昌《容台别集·画旨》)。第二个版本之所以更具权威性,我想,和董其昌在画史和理论方面的地位有关。当然还有“元六家”的说法,即赵孟頫、高克恭、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六人,但流传并不太广。

      做个元朝的画家,其实蛮憋屈的。

      从当时的大环境来讲,由于元朝取消了科举制度,等于断了天下读书人求取功名的晋升之路,虽然元仁宗时又开始试行,但录取名额极少,汉人几乎沾不上边;而且元朝不像宋朝那样设立国家画院,给予体制内的扶持。这就使得画家们不论水平高低、文人还是画工,身份都是民间画师。元朝还有一件做得非常愚蠢的事,即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把人分成高低贵贱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域或欧洲人)地位居高,南人、汉人身份卑下。这对于爱面子的读书人而言,就不是一般的失落了,而是一种人格的屈辱和尊严的丧失。

    元四家的江湖余生


    《青卞隐居图》原大高清宣纸,尺寸:141*42.1cm

      于是,在汉人知识阶层中,就有三种不同的人生取向,就拿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大画家来举例吧:一、选择放下身段,服从现实,和元朝合作。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要数赵孟頫,多年经营,在元朝位极人臣,享尽荣华富贵。虽然他是宋太祖11世孙,正统的前朝皇家血脉,但面对改朝换代,只能屈从 。二、坚守气节,孤洁高标,终身隐居,比如吴镇,既不愿做官,在艺术上也不愿迎合世俗的审美要求,所以画也卖不好,但为了找饭辙,只能卖卜为生。三、先仕后隐,江湖余生,比如黄公望,当个小吏,还曾被牵扯入狱,后放弃仕途,四处漂泊,一度也靠卖卜度日。

      这三类人,虽可谓人各有志,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精神苦闷,即便如赵孟頫这样“官居一品、被遇五朝”的大员,也是“富贵已极,痛苦已极”,常为出仕而后悔,却也达不到拂袖而去、舍弃富贵的开悟境界。不过,在赵孟頫纠结的内心中,所向往的仍然是庄子、陶潜那般隐逸山林的志趣,所以他经常绘制陶渊明诗意图,以表达自己的倾慕、无奈和向往。甚至也时常屈尊去拜访那些抱节自隐的前朝遗民,即便遭到这些人的嘲讽和冷遇,非但不计较,还写诗赞美他们。我以为,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赵孟頫毕竟是朝廷重臣,能如此谦卑,说明心存愧疚、态度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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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亭嘉树图》原大高清宣纸,尺寸:138*34.44cm

      在外族歧视下生活的元朝文人画家,和宋代文人的境遇完全不同。宋代文人“进退亦忧”,是有国可忧;而元代士人“辱于夷狄之变”,是无根之萍。所以,对于社会现实,那种内心的隔膜和疏离感十分强烈;于是,既不能融入主流社会,便只能寻求归隐一途。元朝的隐逸之风很盛,是文人士子们所代表的一种社会群体性的对现实功利的规避。比如,倪瓒卖掉田产,浪迹太湖三泖竟达20余年。他不仅自己隐逸,甚至常劝一些做了官的朋友隐逸:“不将身作系官奴”,要“今日江湖重聚首”,这其中,大画家、小官员王蒙也是被劝者之一。可惜王蒙终究没有倪瓒通透,最后在明初受胡惟庸案牵累,死于狱中。

      既然怀才不遇,只好自求解脱。所以元人所追求的艺术风格,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高逸”和“脱俗”——取消科举取士,起初可能会令读书人沮丧,但时间一长,他们的心态反倒放松了,写诗画画的闲情逸致也就多了;不开设画院(元代没有沿袭宋代画院旧制,只设“秘书监”,部分起着皇家画院的作用),风格样式也就解放了,“院体”也就不存在了。画家不必为进画院而受秾丽工整画风的约束,自可按照自己的心性和审美品位作画,不是更自由了?还有,不是把人分成四等吗?那就甭理他,咱们自组朋友圈,自己玩儿!兴致上来时甚至想唱一句:“我的柔情(笔墨情趣)你永远不懂”。

    元四家的江湖余生


    《芦花寒雁图》原大高清宣纸,尺寸: 78.25*27.8cm

      有趣的是,元代以前的隐士一般都喜欢隐于山林,追求纯粹的“世外之隐”;而元代画家却大多居于市井之中,实可谓“大隐隐于市”。他们在艺术上追求“脱俗”,却天天与世俗打交道;他们蓬头垢面处于社会底层,却有一腔啸傲的诗怀和高妙的笔墨。元四家作为当时的高士或处士,本应与社会时流有所乖离,但在当年,“元四家”其实和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并无社会阶层上的差别,除赵孟頫外,他们几乎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小人物”。比如黄公望、吴镇二人就是帮人算命或看风水的;倪瓒家族经商算是成功的,但有时他也免不了忍气吞声四处求人;王蒙是赵孟頫外孙,虽然富贵出身,自己也很留恋前朝门第的余晖,无奈时过境迁,到中年时,他还当过一阵小吏,却并无实权,只是闲差。

      至于赵孟頫,虽为元朝重臣,但活得并不快乐,也十分担心会留下身后“骂名”。他一直向往隐逸,可惜“出离”晚了一步,66岁才向仁宗告假得以还家。本想好好享受闲适的晚年生活,却天不假年,仅过了三年云淡风轻的日子,便无疾而终。

      无缘庙堂的高头讲章,无缘塞外的封功晋爵,那就相忘于江湖,野鸥闲鹤般度此残生,书画,对他们来说,是寄托,更是一种对生命格调的竭力维护。而恰恰是在这种无奈的一低头之中,一个时代为我们贡献了最精彩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