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是故宫精神上的第一任院长”：宋画的审美世界

文 | 金墨

摘自《宋画大系》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

“宋画热”

国家文物局2001年主持编纂的教材《中国书画》中写道：“宋代的遗存远胜以往任何朝代……因而在感觉上，宋人离我们就不像唐代那样的遥远。”

画家黄宾虹(1865—1955)自题山水道：“北宋画多浓墨，如行夜山，以沉着浑厚为宗，不事纤巧，自成大家。”

艺术史学家高居翰(James Cahill)在《图说中国绘画史》一书中赞叹宋画之美：“在他们的作品中，自然与艺术取得了完美的平衡。他们使用奇异的技巧，以达到恰当的绘画效果，但是他们从不纯以奇技感人;一种古典的自制力掌握了整个表现，不容流于滥情。艺术家好像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了自然，以惊叹而敬畏的心情来回应自然。他们视界之清新，了解之深厚，是后世无可比拟的。”

2015年10月11日，北京，为赶上《清明上河图》最后一天的展出，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观众在故宫武英殿外排队至12日凌晨1：30，才得以全部进入大殿院内。而从11日8时开始放游客进馆参观，到最后一名游客离开武英殿，《清明上河图》最后一日的展出时长已接近20个小时。(图片来源于网络)

过去大家熟的是宋词，现在热的是宋画。宋画之美，不是唐代“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得意绚烂，而是简单、含蓄、谦卑、轻柔的文艺态度。画家认真对待一截枯木、一片残雪、一个船工、一段羁旅，在困顿中浪漫，在缺憾中赞美，于山川小景、人物花鸟中轻叩生命的价值。

但是保存至今的上千件宋画，散布在中国、美国和日本等地的200多个所在，即便是终身研究宋画的80岁耶鲁学者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或前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石守谦，都不曾见过现存宋画的全部。

宋画鉴赏

当代名气最大的宋画，莫过于北宋画家张择端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说，国外汉学家看到的第一张宋画大多是它。2010年上海世博会，巨型动态版《清明上河图》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博物之美。但这幅国宝级北宋风俗画并不是宋画的最高代表。

下面分山水卷、人物卷和花鸟卷三部分与大家简要赏析一下宋画。

山水卷

*宋画山水 云林墨象 含容万有*

曾经的宋代士人，崇尚丘园养素，泉石啸傲，渔樵隐逸，于山水中寄托性灵，追求雅致的精神生活。而宋画山水，一经妙手所绘，不下堂筵，便能坐穷泉壑，听猿声鸟啼，依约在耳，看山光水色，滉漾夺目，可居，可游。

北宋的山水，长松巨木，回溪断崖，峰峦秀起，云烟变灭。辽阔，崇高，壮美。

南宋的山水，深堂琴趣，柳溪归牧，寒江独钓，云关雪栈。细腻，精致，秀美。

在整个中国绘画传统中，最独特最辉煌的成就正是山水画。而宋代艺术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山水画。

宋代的山水传统，以北宋初年的李成、范宽、关仝三大家为宗。书画鉴赏家郭若虚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图画见闻志·卷一·论三家山水》)继起者又有王士元、王端、燕文贵、许道宁、高克明、郭熙、李宗成、丘纳、王诜等人，各有所长。

《溪山行旅图》 北宋 范宽 绢本设色 206.3cm × 103.4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范宽发展了荆浩的北方山水画派，并能独辟蹊径，因而宋人将其与关仝、李成并列，誉为“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在用笔上多采用“雨点皴”，再施以“抢笔”，在刻画北方山水的风骨方面可谓得天独厚。

《秋窗读书图》宋 刘松年 纨扇 绢本设色 25.8cm × 26cm

这是一幅构思构图颇为讲究的秋景图。画家是以赞美的情绪来描绘秋天景色，平稳的构图增强了画面的寂静感，而红叶与青松的对比用色，微波荡漾的湖水，又在寂静中增添了活力和情趣。

人物卷

*宋画人物 离形得似 写心肖品*

轩冕贵胄，仙佛僧道，逸士才贤，妃嫔仕女，耕织货郎，宋人笔下活泼泼的时空，丰盈，洗练，传神。

以画寓禅的佛教画里，有老僧的庄严静穆，也有离经叛道的诙谐;经史画里，有岩隐幽卜的高士，清谈论道，了无朝市风埃;肖像画里，仕女们扫去粉黛，情性笑言，神采飞动;而风俗画中，田家婴戏，山樵村牧，摊商行旅，浓郁的生活气息，恬静而温暖。

精致的工笔重彩，洗练的减笔白描，淋漓的泼墨写意。宋人成熟完备的技法中，是高雅超逸的文人意趣，是找寻心灵的宽解和栖居。

宋画中，有宫廷画师专为皇帝和达官贵人画像，现存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和耶鲁大学博物馆的北宋王涣、冯平、朱贯、杜衍画像即为当时真实写照;有生动的禅宗人物画超越正统佛像而散播影响力，如1238年无准禅师赠予日本僧人一谷的《禅宗无准大师像》;也有人物在山水中静坐慢行，将自然作为情绪的衬托，如马麟的《静听松风图》。

画院画家曾专心描绘俗世故事画和界画，城市兴起后，描述市井生活的图卷流行一时，有高元亨的《从驾两军角觗戏场图》、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叶仁遇的《维扬春市图》等。其中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最为人所熟知，从市郊到汴河再到都城汴京街景，高处鸟瞰、移步换景。全卷总计人物500多，牲畜超过 50只，船只、车轿各20有余，其史料价值为一时之冠。

《听琴图》宋 赵佶 绢本设色 147.2cm × 51.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听琴图》构图简洁，用笔稍劲健刻露。可以说这是宋徽宗赵佶的自画像，两位听琴的官员中，穿红袍的是宰相蔡京。画卷的顶端有蔡京的题诗。嶙峋怪石上点缀的名贵花卉，与几案上徐徐升起的袅袅烟影相应成趣,既风流萧逸又意境优美，加上严谨工丽的笔墨和妍丽清雅的赋色，使此画呈现出一派古雅、高贵的风格。

《泼墨仙人图》 宋 梁楷 纸本水墨 48.7cm x 27.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梁楷既能依精妙严谨的图画，又擅用笔极简、洗练放逸的“减笔”画。梁楷在技巧上的重要创造，开启了元明清画家写意人物画的先河。这幅作品，用酣畅的泼墨画法，绘出仙人步履蹒跚的醉态，用简括细笔夸张地画出形象奇怪生动，似有幽默感的沉醉神情，令人叫绝。

花鸟卷

*宋画花鸟 微中见著 借物寓心*

汀花野竹，水鸟渊鱼，园蔬药苗，徐派的野逸，墨笔草草，是在野士大夫平和淡雅的神韵风骨，是天趣和清秀;珍禽瑞兽，奇花异石，博古折枝，黄派的富贵，设色轻盈，是身居要津者政事之余的绚烂情调，是美艳和鲜华。

或饲养禽鸟，栽种花竹，朝夕观摩，或深入重山密林，辨察野兽踪迹，宋人用精准的眼力和笔力，“心传目击之妙，一写于毫端间”，在纨扇小品、横披手卷、大幅巨作中，绘出了花鸟画的黄金时代。

花鸟动物画起初有黄筌、徐熙两派，以黄体为正宗，到宋徽宗亲创粗笔水墨花鸟，更加主流和严谨。徽宗时，画学正式纳入科考，形成中国宫廷绘画最兴盛的时期。台湾作家蒋勋戏称“宋徽宗是故宫精神上的第一任院长”，徽宗也是一位出色的花鸟画家，他的《瑞鹤图》和《柳鸦芦雁图》现在分别是辽宁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瑞鹤图》北宋 赵佶 绢本设色 51cm x 138.2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芙蓉锦鸡图》北宋 赵佶 绢本设色 81.5cm x 53.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全图设色艳丽，绘芙蓉及菊花，芙蓉枝头微微下垂，枝上立一五彩锦鸡，扭首顾望花丛上的双蝶，比较生动地描写了锦鸡的动态。五彩锦鸡、芙蓉、蝴蝶虽然均为华丽的题材，但如此构图便不同于一般装饰，而充满了活趣。

《香实垂金》 宋 佚名 绢本设色 24.3cm x 27.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画柑橘两枚，硕壮之极。画法双钩设色，敷色晕染，工力俱深，叶色之嫩老，香实之垂金，传神毕肖。果叶疏密有致，正侧偃斜，卷曲掩映，深有空间感。

宋画惟理

从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宋朝，到1279年陆秀夫负帝昺投海而死，两宋将近320年。在其全盛之时，GDP总量占世界一半还多。虽历经战乱，家国几度沉浮，文化艺术却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北宋初年，宫中即设翰林图画院，旧时西蜀和南唐的画家都是其中骨干。《图画见闻志》和《画继》记载的北宋画家有386人，《南宋院画录》记录的画院画家为96人。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Gernet)有言，宋代是“中国的第一次文艺复兴”。历史学家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

2000年，美国《生活》杂志评选“第二千年百大人物”，宋代有两人入选：朱熹排第45位，范宽排第59位。

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影响了两宋艺术，使其呈现出理性克制之美。颜色、形状、质感的单纯素朴，是宋代的美学特征。白墙黑瓦、原木本色、单色釉瓷、水墨淡彩，“宋画惟理”，极简、不炫技，却表现精湛，形成了影响至今的雅致风尚。

很难说宋代画家画的是亲眼所见还是脑中所想，他们不再像前朝画家那样费力描写一棵树或一块石，而是将笔墨用在表现一种统一又真实的境界上。关于这种画法，范宽的领悟是：“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教授石慢说，李成的山水画带他进入了一个世界，“一方面是寂寞的，一方面又是壮观的”。

“纸寿千年”，今天就连宋画因为年代久远而纸绢发黄的样子，也成为一种美学样式。如果有谁把照片拍出昏黄的韵味，朋友们会说：这是马远。宋画作为一种美学基因，已植入中国人的文化传统。

《松阁观潮图》 南宋 马远 绢本墨笔 190.9cm × 94.5cm

宋画的发展

北宋中后期文人画兴起，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以王维和顾恺之为先驱，即兴创作，追求得意忘形的境界。他们技巧自在，精神复古，也是从他们开始，“替绘画开启了一种类似寄情寓兴的功能”。

南宋的画家，一部分仍沿袭北宋大师的创作路径，以细腻的皴法表现壮阔的山川形势;另一部分转向偏角山水，以局部代全景，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梅兰竹菊确立在文人画题材中的地位，也是在南宋完成的。

作为商品的宋画，在后世奇货可居，仿制宋画一直是流行风尚和生财之道。所以，虽然宋代的书画和文献充足，专家们对宋画的鉴定还是把握不足。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对宋画的购买需求旺盛，上海遂成为作伪产业的中心，此时生产的大量伪作让美国人交了不少学费，也为中国艺术史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班宗华在宋画国际会议的报告中专门讲到其中的细节：

从1890—1920年大约30年间，很多人都希望得到恩斯特·费诺罗萨(1853 —1908)、劳伦斯·比尼昂(1869—1943)、福开森(1866—1945)所提到的那类绘画，其中宋画最受欢迎。查尔斯·朗·弗利尔(1854 —1919)在给一位中国代理人的信中写道：“我只购买宋朝及更早时期的绘画。”弗利尔的确得到了一些断为宋代的作品，但是大部分所谓的“宋画”其实是由明清两代宫廷画师和职业画师伪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