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画家卖画那些事

明 沈周 庐山高图

古今中外的画家都卖画。

欧洲的画家很少在乎体制身份。自由职业者居多，能与教会签订合同，进行创作的画家，靠的是实力。能给贵族和官员们画肖像的画家，也靠真实的水平和影响力。

中国的画家与欧洲相比，完全不同。差别表现在哪里呢？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画家格外迷恋体制身份，至今如此。

在明代，有画家靠卖画为生，也有不靠卖画为生。比如: 画院画家和官员画家。画院画家是职业画家，官员稍显复杂，有业余画画的，也有以画画为主的。

中国画家不论职业的还是业余的，其作品都愿意交易。卖画是交易，以画作为馈赠礼品，换取其他利益，其实质还是交易。

董其昌 《青卞图轴》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明代的画家是怎样卖画呢？那时画家卖画有这样几种形式：

1.委托和书信

先由买画人写信给画家，希望购买什么内容的作品在信函提出来。画家如果同意也回信。有趣的是购买画的一方这封信的写法，往往决定了画家同意与否。

买画者对画家的画风应该了解，要在信里面赞美画家。说好听的话，夸得画家比较舒服，这样容易成交。

不过奉承画家也有风险。比如，说得不到位或者夸得过分，都有可能让画家不高兴，无法成交。

明代画家在卖画的问题上，表现出个性鲜明，自尊自大者并不少见。买家如果真想得到某画家的作品，投其所好是必须的。写好这封信就显得至关重要。

当时，有专门为求购书画，写信的写作范本、指南一类的书。有文献可考的例子证实，这样的指南，最早可以至唐代。举个例子：

有一封书信建议如此开场白：“先生笔力堪比荆（浩）、关（仝），精微处乃有顾（恺之）、陆（探微）之遗韵。满纸烟云，春风沐面，成造化之功。”

如此奉承不知是否对画家的脾气。同时，指南编者也告诉写信求画的人，对画的主题风格要求，只可笼统提及，以免限制了画家而对他有所冒犯。

2.中介和代理人

充当这类角色人员身份多种多样，多数是行家。在交易过程中，中间人收取售价的百分之十作为酬金，其中包括他们的估价服务费在内。

董其昌《燕吴八景图册》（部分）

3.市场和画室

除非万不得已，有点名气的画家一般不愿意到市场去卖画。那是降低身份的行为，等于把自己放在了小摊小贩的位置上。会被看成辱没斯文有失体面。

中国很早就有文字记载提到销售古画古物的市场。

如：庙会形成的集市，以及城市某区域内的商店。

直接到画家画室拜访和求购作品，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名气大的画家。许多画家并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买画者。有的画家甚至会当面拒绝买画者，特别是对素未谋面的索画者。（高居翰《画家生涯》）

沈周 伥立远眺

4.交易方式

我们理解的交易是现金交易。明代画家在买卖书画过程中，除了现金交易之外，也有许多其他方式。比如，送礼品、宴请等等。礼品包罗万象什么都可以，只要画家愿意就成交。

明代有许多画家很有意思，嘴上说以卖画为耻，卖画辱没了斯文和清高，画照样卖，只是低调些。

明 沈周 山水图轴 纸 32X114

5.买画的用途

画买回来之后做什么用？有几种情况：为了收藏、欣赏；为保值增值；为炫耀主人富有；买了为了再卖，赚钱；为了办事给官员送礼。

明代腐败成风，行贿受贿是普遍现象，绘画也与珠宝金银玉器一样，具有特殊价值。

在明代有影响的画家不少，如：洪武年间的王履；永乐年间的谢环、戴进；吴派的沈周；苏州画家徐渭、唐寅、仇英、文徵明；明晚期的董其昌、蓝英、陈洪授等等。

沈周自画像

我们来说几个画家。先说沈周。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长州（苏州）人。文徵明、唐伯虎都出于他的门下。

沈周，算得上明代画家中少数富有者之一。以今日类比，他既为官宦之后又出自豪富之家。他祖上留下的土地、房产、收藏养活了好几代人，到了沈周已经是第四、第五代的样子。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可是到了沈周这辈儿，家族依然富裕。如果那时有今天的豪车，沈周写生中国时，不只是坐轿骑驴，买几辆兰博基尼车开出去写生，那是小意思。

为富而骄、恃才傲物，不把地方官员放在眼里是沈周的幼稚。

苏州当地几任一把手请沈周出来做幕僚，都被沈周找各种理由推脱了。领导看得上他的画，又不好直接要，作幕僚就好办了。估计，沈周清楚领导的心思，就是不给面子。

乐于悠闲自在的沈周，不依靠组织不愿意寄生体制，愿做平头百姓。当然难以混到大哥的位置，其绘画的价格始终不及弟子文徵明高。而且，许多时候只收礼品不敢收钱，原因不详。

明曾黥、项圣谟合绘董其昌像 选自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 上海博物馆藏

另一个具有传奇般色彩的人物，在明代最具影响力，官职最高的画家是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

董其昌早年在贫穷中度过。

贫穷导致人的生活窘迫，社会地位低下。穷则思变应该是他成年后努力上进的动力。凭着聪颖和悟性，他在实现个人梦想过程中，选择的道路和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二十多岁开始，他勤奋作画，以临摹地方藏家所收古画为学习方式。同时苦读应试，1588年，33岁的董其昌乡试及第。次年会试上为二甲第一名进士，由此荣登仕途，青云直上，官至礼部尚书。

他还任过太子的讲官，教太子读书，数年后此太子继承皇位。没曾想，该太子继任皇位后不久，便驾崩了。

董其昌深谙官场之道，数度辞拒官职。越是推辞不就，其政治家的声名也就与日俱增。

从中央机关回来，他成了集政治、艺术、商业资源于一身的大富豪，当地人人敬畏羡慕的大明星，商业资本追逐的对象。

许多官僚士绅富豪纷至沓来，求写字、作画、鉴赏文物者络绎不绝。润笔费那是不用说的。

董其昌有聪明过人的能力，而且将其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南北宗论》是他的著作。这本书几乎成为艺术法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沈周是个一贯不给领导面子的人，得罪了董其昌，被他打压整治叫苦不迭，成为历史公案。

董其昌算得上典型的官员画家，拥有绝对权威。是赫赫有名的画家、收藏家、艺术理论家、批评家。他是明代绘画历史中一个很特殊的人物。

董其昌从社会底层从贫困中走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之后，变成了地方恶霸。因其作恶太多，引起当地百姓的公愤激起民变。老百姓放火烧了他家的公馆，使得他好长时间东躲西藏无处安身。

陈洪绶《花鸟草虫写生册》之一

陈洪绶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画家。

陈洪绶（1598～1652）字章候，号老莲，悔迟，云门僧等。浙江渚暨人。

陈洪绶八岁丧父，十八岁丧母，二十六岁丧妻。他祖父是功成名就的高官，到他父亲那辈儿，家道中落。

从小，陈洪绶就表现出强烈的实现个人功名的抱负。他曾参加县试，考取生员，这是科举的初等考试。但是，此后他多次赴京考试，皆未中。

他志存高远，并不愿以绘画为生，而又不得不以卖画艰难度日，且身处乱世，他的中年充满挫折和心酸。

陈洪绶两度娶妻，女方都是名门望族，家族对他抱有很高期望，也成为巨大压力。他极其自尊，科举又多次落第，在亲友们面前抬不起头是有的。

44岁时，他纳赀进入国子监，皇帝赐他宫廷画家之职。按理说命运并非对他不公。可是，做画家与他的理想，做文士大儒相差甚远。他没给皇帝面子，辞拒不受。

再回老家还是只能卖画。他的身份决定，他的画不可能卖出高价。只能艰难度日。

1645年，满清军队攻入南方，社会动乱。他纵酒买醉，哀伤感叹，经常酒后失态放声哭嚎。或许，他想过自杀；或许，他怀疑人生。

他有六个儿子、三个女儿、一妻、一妾。加上他自己，12口人要吃饭，全家生计都仰赖他一笔又一笔画出来，可以想到有多艰难。

苦闷和命途多舛，使得他放浪形骸狎妓酗酒，终于身体垮掉了，仅活了54岁就撒手而去。

阅读历史，泱泱华夏数百年过去了，许多事情已经改变，还有些事情一如既往。

陈洪绶《花鸟草虫写生册》之一

以上三个有一定代表性的画家经历，能够引起读者何种思考呢？我想有以下几点：

1.陈洪绶的命运和失败的人生有何必然性？

以今日之眼光看，陈洪绶的一生毫无疑问是失败的。

失败，或许有他性格缺陷问题，或许与他能力不足有关。但是，根本的还是他追求的人生目标，他的梦想无法实现。他的梦想也是社会共识，这种共识和价值取向，压垮了他。

他靠卖画养家糊口，看似画家都在卖画，差别可太大了。市场容量有限，蛋糕就那么大。效率和公平在权力社会里，哪有平衡点。只会向权力倾斜，不掌握权利就意味没有出路可言。

那么假设，陈洪绶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做了文士大儒，会不会也和董其昌一样呢？答案多半是肯定的。

明 董其昌 疏林远岫图 纸本38.3x98.4

2．董其昌在实现了个人梦想之后，为何没有变善良？

当占有和分配社会资源，决定的因素是权利的大小，而权力并不受监督的时候，加上人性无止境的贪婪，决定董其昌功成名就、富裕了之后，不可能资源共享，不可能体恤弱势群体。

共同富裕的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靠严格的法制保障，权利必须受监督和受制约。

否则，像董其昌这样怙恶不悛的官吏、商人、画家就是成功的标志，行业的领军人物，市场价格的决定者，学术标准的制定者。只能为富不仁。

明 文徵明 山水图(立轴)纸本166.7x48.4

3．明代的绘画真的能以“道”为最高理想吗？

宗炳的《画山水序》中，屡次提到 “道”，“圣人含道暎物”，“圣人以神法道”，“山水以形媚道”等等。…道指的是天地万物的总规律、总法则。儒、道、仙、佛家俱言“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

如果画家艺术创作真的是追求“真理”和“道”的精神，真如宗炳画论说得那样，画得好不好水平高低，判断的标准应该是清晰的。

现实是，谁的权利大，谁的职务高谁就掌握话语权，就离“道”近。岂不是“道”和真理也向权利倾斜？

权利巫术浸润的毒苹果，能够毁灭白雪公主的生命，权利的滥用，同样能阻碍艺术的发展进步。

当权利崇拜成为文化符号，社会共识的时候，像文徵明、陈洪绶这样的杰出画家，只能成为权利、等级、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受欺压被边缘化的人。（文/宋志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