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回看1950年代中国山水画的改革,虽已相隔70多年,老一辈艺术家的作品依然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与参考。
在本文展示的作品之后,还将附上薛永年先生的文章《京华 山水 古今——从北京画院收藏看山水画古今之变》的部分内容,有助于我们从学术与宏观的视角理解这段绘画史。
阳朔奇峰 胡佩衡 纸本设色
164.5cm×83cm 一九五九年
【款署】阳朔奇峯甲桂林,江流辉映树重阴。白沙渔火民饶富,增产从来受惠深。白沙渔火为阳朔八景之一,一九五九年胡佩衡写于北京并题。
【钤印】胡佩衡印(朱文)、冷盦(朱文)
采集山区野生原料 胡佩衡 纸本设色
132.5cm×66.5cm 一九六〇年
【款署】采集山区野生原料。一九六〇年胡佩衡写于首都。
【钤印】胡佩衡印(朱文)
【题跋】胡佩衡:山区野生原料,财富万象包罗,采集支援建设,工业跃进实多。山区野生原料产量极富,今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收效伟大。佩衡又题。
【钤印】冷盦(朱文)、胡佩衡印(白文)
胡佩衡
胡佩衡,1892—1965年,谱名锡铨,又名衡,字佩衡,号冷庵,外号胡涂克图,以字行,蒙古族。原籍河北省涿县,因祖辈做粮商,迁居北京。先后在北平师范、私立华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艺专任教职,主办过“中国山水画函授学社”,又在北京琉璃厂创办豹文斋书画店。历任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评议、华北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49年后,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画师兼院务委员。
华山风景 秦仲文 纸本设色
146cm×66.5cm 一九五八年
【款署】秦仲文写,一九五八年七月。
【钤印】河北秦裕(白文)、中文(朱文)、秦裕六十以后作(白文)
丰沙线风景 秦仲文 纸本设色
67cm×141cm 一九五八年
【款署】一九五八年九月,秦仲文写。
【钤印】河北秦裕(白文)、中文年六十后作(朱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朱文)
秦仲文
秦仲文,1896—1974年,原名秦裕荣,号仲文,后以秦裕为笔名,别署梁子河村人,画室名群峰扶翠之居。1915年入北京大学法政系。1918年参加蔡元培校长主办的中国画法研究会。1920年参加中国画学研究会。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原北平艺专)、京华美术学院、国立北平艺专。1949年后,历任北京画院画师、院委及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等职,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一粟园 汪慎生 纸本设色
133cm×50cm 一九五三年
【款署】一粟园。一九五三年十月,国画研究会同仁六十余人,集体赴西山写生。分乘汽车至八大处,沿山脚折向万寿山,过一粟园,车中因写是图。汪慎生。
【钤印】慎生(朱文)、汪溶之印(白文)
汪慎生
汪慎生,1896—1972年,名溶,字慎生,号满川村人。安徽歙县人。20世纪30年代初到京,以卖画为生,先后任私立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和辅仁大学美术系、北平师范学院教授。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中国画院画师、院务委员等职,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玉龙雪山 关松房 纸本设色
136cm×69.5cm 一九八一年
【款署】玉龙雪山,庚申夏,松房八十岁作。
【钤印】老关(朱文)、松房印信(白文)、澹远(朱文)、烟霞癖(白文)
关松房
关松房,1901—1982年,字雅云、值耕,号松房,笔名翕斋、夕庵、夕庵主人。北京市人。1925年与溥雪斋、溥心畬等人共组“松风画会”。1946年在故宫博物院做文书。1952年入北京中国画研究会。1953年任中国书法研究会理事。1956年入中国美术家协会。1958年任北京画院画师。为中国山水画研究会副会长。
漓江帆影 惠孝同 纸本设色
80cm×49cm 一九五八年
【款署】漓江帆影 惠孝同。
【钤印】晴庐(朱文)、松溪钓徒(白文)
高山植树 惠孝同 纸本设色
58.5cm×69cm 一九六五年
【款署】高山植树,北京市林业局绿化队在南口虎峪水库开山种树热烈劳动中,一九六五年夏日,孝同。
【钤印】孝同画印(朱文)
芦村扬水站 惠孝同 纸本设色
36cm×65cm 一九五八年
【款署】芦村的扬水站,灌溉稻田七千余亩,一九五八年八月,惠孝同写。
【钤印】 晴庐(朱文)、石乐门人(白文)
惠孝同
惠孝同,1902—1979年,原名惠均,字孝同,号柘湖,别号松溪、晴庐。满族,北京市人。1920年入中国画学研究会,拜金城为师,专攻山水。1925年升为研究会研究员。1927年与金荫湖、胡佩衡等共组“湖社画会”,编辑《湖社月刊》,历任画会干事、评议、教员、副会长,湖社画会天津传习社社长、天津分会会长。曾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讲师兼图书馆主任。1949年后,历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常委,北京中国画院艺术委员会常委、主任委员,新国画研究会常委、研究组副主任,国子监国画补习学校校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瞿塘峡 吴镜汀 纸本设色
133cm×75cm 一九五八年
【款署】一九五八年九月,镜汀。
【钤印】镜汀(朱文)
吴镜汀
吴镜汀,1902—1972年,别名熙曾,字镜汀,号镜湖。浙江绍兴人,居北京。17岁入中国画学研究会从金城研习临摹古画,随金城及陈师曾赴日参加中日绘画联展。1936年升任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30年代初,任教于京华美术学院。1954年任中央美院民族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1958年参加筹备成立北京画院,任副院长和画师、美术编委。后任中国美协北京分会书记处书记、《美术》编 委、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联理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常务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 理事和书记处书记等。
黄河新貌 周怀民 纸本设色 91.5cm×42cm
【款署】黄河新貌,怀民。
【钤印】怀民(朱文)
周怀民
周怀民,1907—1996年,曾用名周仁。江苏无锡人。1926年入中国画学研究会,师事吴镜汀。曾任北平中国画研究会讲师,京华美专教授、教务长,国立北平艺专教授。1949年后,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监察委员、中山书画社社长、苏南文管会鉴定委员、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
今日二郎山 溥松窗 纸本设色
94cm×197.5cm 一九五八年
【款署】今日二郎山。一九五八年九月,溥松窗写于首都。
【钤印】雪溪(白文)、溥佺长寿(白文)
溥松窗
溥松窗,1913—1991年,本名爱新觉罗·溥佺,笔名雪溪、尧仙、健斋。满族,北京市人。1928年入松风画会。1936年参加中国画学研究会。同年被聘为辅仁大学美术系讲师,教授国画山水。曾兼任国立北平艺专讲师、教授,北京大学美术补习班教授。1949后,加入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并任执行委员和秘书处主任,1955年被选为理事。1958年入北京中国画院。
樱桃沟 陈少梅 纸本设色 102cm×46.5cm
【款署】京郊寿安山之樱桃沟,癸巳七月陈少梅。
【钤印】陈云彰(白文)、少梅(朱文)
陈少梅
陈少梅,1909—1954年,名云彰,字少梅,号升湖,湖南衡山人。15岁入中国画学研究会,后转湖社。1931年赴天津主持湖社天津分会,成为津门画坛领袖。1949年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天津美术学校校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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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陵水库 北京画院山水组 纸本设色 141cm×343cm
【款署】北京中国画院山水组。无钤印。
以下内容摘自薛永年先生的《京华 山水 古今——从北京画院收藏看山水画古今之变》,此文刊发于《北京画院藏山水画精品集》
文 | 薛永年
20世纪的前半世纪,中国画改革的中心在学校,北京画坛的山水画承多于变,变在合南北宗,学习非正统派的东西。后半个世纪,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画包括其中的山水画,进入了变革观念的全新发展阶段,融合中西的画法也开始进入主流。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蔡若虹就提出了“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的号召,强调为“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国画有急需改革的必要”,指出改革的关键是把“从来与现实生活游离的国画艺术拉到与现实生活结合的道路上来”,是“艺术与劳动人民结合”。一些著名画家亦发表文章加以呼应,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影响最大,他说:“我们必须尽量接受祖先宝贵有用的经验,吸收外来美术的有益成分……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六七百年的创作源泉。什么是创作源泉,这在古人可以说是‘师造化’,我们应当更进一步地说是‘生活’。
当时的改革,一是要表现社会主义建设,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着眼,表现人民主宰自然甚至改变自然面貌的活动,不再画古装人物在自然中徜徉。二是山水画家为此而深入现实生活,进行实地写生,而不是去描绘缺乏人间气息的世外桃源。这二者都反映了山水画创作已由怎么画、画什么,深入到为谁而画,并以为工农兵而画来解决画什么和怎么画的问题。在改革中国画的过程中,除美术学院之外,1949年以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会员为基础成立的新国画研究会(后改名为北京中国画研究会),1956年成立的北京中国画院(后改名北京画院,下文称北京画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不但容纳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中的传统派画家,而且吸收了院校中融合中西派的画家,其中成绩显著影响突出的代表人物进而被聘入北京中国画院。画院作为新中国第一家由政府设立的画院,是与美术学院并行互补的创作教学与研究机构,职责是画院“继承中国古典(包括民间)绘画艺术的优秀传统,并且使它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具体任务是“繁荣中国画创作,培养中国画专门人才,并对中国画作理论的探讨,及负责院外中国画创作的推动和辅导工作”。无论在推动对景写生上,还是组织新山水画的创作上,画院都作出了不同于美院的探索。北京画院收藏的这一时期的中国山水画,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这一时期活跃于北京中国画坛的山水画家,除前文已提及的陈半丁、胡佩衡、吴镜汀、关松房、溥毅斋、溥松窗、陈少梅、启功外,也有上文没有提到的秦仲文、惠孝同、周怀民、周元亮、陶一清、郭传璋、董寿平、徐北汀、潘絜兹、孙天牧、何镜涵、古一舟、赵枫川、李可染、罗铭、颜地、邹雅等多人。这些画家,民族有满有汉,籍贯以北方人居多,也有早已从外地移居北京的画家。他们中的多数曾学画于老一辈京派画家,有良好的传统功夫,秦仲文、惠孝同、周元亮、郭传璋等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加入中国画学研究会。所不同于以往者,在于增加了两种画家,一种来自革命老区,多能兼善,如赵枫川、颜地、古一舟、邹雅,另一种则是融合中西卓有成就的学院派画家,如李可染和颜地等。从上述画家的作品看新中国的山水画,可以清楚地发现两大不同于以往的进展。一是出现了许多来源于实地写生的山水画作品。这种写生作品无疑是“五四”以来山水画改革的深入发展。写生与临摹都是中国画的基本功,离开了临摹,便无法熟悉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方式,离开了写生,又会重蹈晚清的覆辙。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山水画家,虽然开始走出书斋,甚至提出“古法写生”,恢复了师造化的传统,但真正进行实地写生的并不多。到了五六十年代,随着中国画改造的进行,艺术观念的变化,写生已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再是一个获取题材问题,而是深入生活的手段,是熟悉在自然环境中人民群众生活与感情的问题。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来自旅行写生的表现了实境与实感的山水画作品与日俱增。20世纪50年代初的写生作品,已经开始直接描绘京郊风物。《一粟园》(1953)描绘香山的清代名园,依山而建,虎皮石墙,树木葱翠,掩映房舍,门前小路,牛背牧童,具有一定的生活情味。作者是早已成名的花鸟画家汪慎生,因随国画研究会赴西山写生,在观察感受的基础上创作了这幅作品。陈少梅的《樱桃沟》(1953),描写少先队员在京郊寿安山樱桃沟过队日,树木扶疏、流水淙淙,严谨的小青绿画法,对焦点透视的运用,都增添了一定的现场感。郭味渠的《假日北海》,亦描绘了公园的假日风光,同样具有现实生活气息更多的山水画作品,则体现了画家到祖国各地旅行写生的收获。画家们普遍挣脱了传统的老套,在艺术表现上,有三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为表现鲜明的视觉感受,适当融入西法中的透视和光影,李可染的《黄海烟云》、《蜀山春雨》,颜地的《漓江烟雨图》(1959),都有代表性。二是切实以古法写生,并且从大自然和现实生活中提炼画法,包括新的皴法,新的树法,使之富于中国味道。胡佩衡的《阳朔奇峰》(1959)、《紫溪晚霞》,惠孝同的《漓江帆影》、《黄山天都峰》,吴镜汀的《秋日》(1953)、《华山苍龙岭》、《黄山文殊院》(1955)、《瞿塘峡》(1958)、《峨嵋(眉)积雪》(1960),秦仲文的《岳阳城》(1959),溥松窗的《今日二郎山》(1958)、《东北风光》(1961),可以为例。三是人物画家也画起了山水,甚至在探索新样式上颇有创造。吴光宇本系人物名家,但他的《澜沧江途中小景》(1962),以传统画法描绘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光,虚实结合,灵活多变,饶于生活气息。
其他来自写生的作品,比如秦仲文的《华山风景》、《云南大理天生桥》(1961),周元亮的《沟崖雨后》、《烟峦雨霁(朱砂峰雨景)》(1962),董寿平的《山水》,溥松窗的《高原游牧》,陶一清的《燕山古塞》,何镜涵的《颐和园》(1961),溥毅庵的《山水写生》,赵枫川的《遥望云山》(1962),无论在构图、丘壑上,还是在笔墨上,也都是拉开了与前人的距离,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时代气息。另外构筑诗词意境的作品,也各有千秋。周怀民以画芦塘著名;他的《罢钓归来不系船》,芦塘泊舟,月光如水,成功地传达了唐诗的神韵。
20世纪50年代未特别是60年代以后,随着画家理论学习的深入和思想感情贴近群众,基本上完成了主流山水画的新变。在这一新变中,首都的中国画家起到了重要作用,形成了表现新文化观念创造新意境的几种类型。一种可称为生产建设山水,如吴镜汀的《陕南公路》,胡佩衡的《采集山区野生原料》(1960),惠孝同的《芦村的扬水站》(1958)、《高山植树》(1965)、《山区新貌》(1965),关松房的《石钢高炉》(1958),陶一清的《春到丰沙》,周元亮的《黄河新貌》、《野溪采石场》,徐北汀的《野溪》,颜地的《银龙舞太行》(1973)等。另一种可称为革命圣地山水,作品如陶一清的《平型关颂》(1961),溥松窗的《井冈山小井龙潭瀑布》(1977)、《战胜鸟江险》(1962)。再一种可称为领袖诗词山水,李可染的《万山红遍》(1964)堪为代表。这一时期北京的中国山水画家,还把即兴合作的模式发展为集体创作。即兴合作的《数点昏鸦古树间》(1950),是一幅画家雅集即兴合作,分别题写唱和诗。根据黄君坦的题跋可知,秦仲文画枯树、吴镜汀画茅屋石桥高士、惠孝同画坡石、启功画云山、徐石雪画竹、汪慎生补寒鸦。后来则发展为在描绘新的题材讴歌新主题方面通力合作。代表性的作品,有胡佩衡、白雪石、吴镜汀、周元亮合作的《山村春浓》,惠孝同、古一舟、周元亮、陶一清、松全森合作的《石钢的早晨》(1960),罗铭、陈志农、陆鸿年、黄钧合作的《移山造海众志成城》(1958),溥雪斋、陈志农、陶一清合作的《新建的成阿公路》(1958),秦仲文、关松房、吴镜汀、周怀民、郭传璋合作的《千岩竞秀》,北京画院山水组合作的《十三陵水库》(1958)和《首都之春》(1959)等。
以上三种作品,普遍围绕题材的开拓解决了意境和笔墨问题,既以贴近人民群众的感情去感受生活,创造意境,又从生活中去提炼笔墨,丰富笔墨。无论画名山大川,还是画区域性风物,也都发生了文化观念、意境情调、图式笔墨的潜变。在进入新时期之后,虽然前述的集体合作很少进行,但上述三种山水仍然在继续。潘絜兹的《塞上新谱江南曲》(1976)、古一舟的《太行明珠》(1982)属于生产建设山水。其中,潘絜兹歌颂石门水库的《石门颂》,基于对敦煌壁画的研究,创造了富于装饰趣味的山水画的面貌。周怀民的《水泊芦丛舴艋舟》(1986),属于歌颂革命圣地的山水。此外,还出现了不少歌颂祖国名山大川或风光名胜的作品,王雪崖的《巫山神女峰》(1980)、胡振崑的《银装素裹》(1992),莫不如此。林冠明的《台湾碧潭》,根据旧游描绘台湾碧潭风光,用枯笔焦墨表现了驏演云山苍苍海天茫茫的情景,她的《祖国伟大河山》,更是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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