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金农的艺术思想

来源: 互联网收集【声明】 编辑:小木 发布时间:2022-06-30 397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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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与金农的艺术思想

    禅宗与金农的艺术思想

    文 | 张郁明

    禅宗与金农的艺术思想

    金农出生在一个信佛的家庭,父亲、母亲都信佛。少年时其父曾带他到杭州长明寺去礼佛,18岁至20岁间他曾在杭州水乐洞亦谙和尚处住过相当长的时间,诗文和尚亦谙的宗教思想对其影响很深,以致他每遇挫折动辄便产生出家的念头。他47岁时于《冬心先生集》自序云:“孤露以后,旧业随废,欲求天随子松江通潮之田、小鸡山樵薪已不可得,旅食益困。念玉溪生有打钟为清凉山行者誓愿,因亦誓愿五十之年便衣入林,得句呈佛。”这说明佛家思想一直是金农思想中的潜在因素。乾隆元年(1736)金农应荐博学宏词科失败,给年已50的他以致命的打击,割断了他兼善于天下的梦想,自此走向内心反省式的更大消沉。为了生活,他不得不来到当时经济文化最为繁盛的扬州,以职业画家的身份卖书卖画为生。也许连金农自己也未曾预料过,这位在仕途累遭挫折的诗人,竟然在扬州书画坛大显身手、名声大噪,成了“扬州八怪”的起首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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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可谓“入圣不成反成怪”,实非金农平生所愿。他晚年在其诗歌中写道:“始悔广陵城中作羁客,徒抱恶食形拘狞。”这是金农在扬州卖书卖画时的真实写照,内心愈苦痛,就愈促使他在宗教中求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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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与金农的艺术思想

    梅花图册(部分)

    金农在寓居扬州的生涯中,曾先后住过扬州的天宁寺、枝上村、地藏庵、三祝庵、西方寺,主要生活在佛舍的僧人清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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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农旧居

    他一面诵经、写经,一面写字作画,这样,佛家的禅宗思想就成了他艺术对象化的底蕴。受禅宗思想的影响,金农在其绘画道路上几经变换题材。他初到扬州先是画竹,继而画梅,而后画人物山水、画马,随着宗教思想的深入,最后他转向画佛,并以画佛为终结。从这种题材的转换中,我们不难看出禅宗思想对他艺术生涯的影响。

    禅宗与金农的艺术思想

    漆书“越纸·古瓯”七言联

    金农于《画佛题记》中透露了他思想的转变:

    龙眠居士中岁画马,堕入恶趣,几乎此身变为滚尘矣。后遂毁去,转而画佛,忏悔前因。年来予画马,四蹄只影见于梦寐间,殊多惘惘。从此不复写衰草斜阳、酸嘶之状也。近奉空王,自称心出家庵粥饭僧,工写诸佛,墨池龙树,常现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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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书“汲古·处和”四言联

    这种画马为马,画佛“常现智慧”成佛,亦即禅宗思想的体现。他于《画佛题记》又云:

    上世慧业文人奉佛者,若何点、周顒之流,然未通断荤血而节情欲,故有“周妻何肉”之诮也。予自先室捐逝,洁身独处,畜一哑妾,又复遣去,年逾七十,世间一切妄念种种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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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书相鹤经轴

    上一段的“常现智慧”和这一段的“一切妄念种种不生”都和《坛经》经文相对。《坛经》云:“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即是见性成佛道。”又云“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这里的“智慧常现”和金农题记中的“常现智慧”相对应,这里的“一刹那妄念俱灭”和金农题记中的“一切妄念种种不生”相对应。很显然,金农自认为此时已达到了《坛经》中的成佛的“标准”,也就在这一年——乾隆二十一年(1756),金农开始称佛了:“予年逾七十,乃我佛如来最小之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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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书水乐洞小诗横披

    以上所述,我大致勾勒了金农由信佛、念经、写经(金农书法作品中有大量写经体作品)、成佛——走向狂禅的过程。这种狂禅的思想导致了他绘画创作的变化。说来也怪,70岁至77岁是金农狂禅走向最炽热的时期,他的名作如《采菱图》(1759年作,上海博物馆藏)、《设色佛像》(1760年作,天津历史博物馆藏)、《月华图》(1761年作,故宫博物院藏)、《达摩面壁图》(1762年作,常州博物馆藏)等都是出现在这一段历史时间中,表现出他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和前无古人的独创性。后来秦祖永之“先生笔墨,头头第一,卓绝古今,迥不犹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及杨岘之“石谷为‘画圣’,冬心为‘画佛’”的评价也是冲着这段时期的作品而发的。

    金农狂禅不仅表现在书画创作中,在诗文中也有大量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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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画像

    乾隆二十年(1755),金农有金陵之行,于借园与沈凤、李方膺、袁枚等合作画梅花。亦可以说是乾隆年间的一次盛会。在笔会期间袁枚自诩读书如何之多之精,金农则报以“君藏书在椟,我与佛同龛”。其意是你袁枚不过是个书篓子,我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佛。金农的狂妄引起袁枚的极为不满。他在日后的文章中不止一次骂金农为“野狐禅”,依我判断,金农、袁枚之笔战,是金农不好。

    乾隆年间杨法于枝上村昔邪之庐拜访金农,金农看了杨法的大作后云:“怒割乖龙耳,笑除风后奸。落笔众妙之妙,知卿舍我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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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色佛像

    74岁时,金农在其《自度曲》中云:“置身天际之外,目不识三皇五帝。”郑板桥狂起来骂地方官、骂秀才、骂和尚、骂秃子,就是不敢骂皇帝。你看金农的胆子大多了,敢“割乖龙耳”,且“目不识三皇五帝”。此时,他大概已忘了“文字狱”的刀,快砍到他的脖子上来了。

    在艺术创作上,他也开始大张个性,睥视一切权威:“先生自是如云乎,先脱南宗与北宗。”中国绘画仅有南北二宗,脱却南北宗,就是第三宗主。连石涛都不敢说的话,他都敢说。果然,他在《设色佛像》题记中云:

    余画诸佛及四大菩萨、十六罗汉、十散圣,别一手迹,自出己意,非顾、陆、谢、张之流,观者不可以笔墨求之。谛视再四,古气浑噩,足千百年,恍如龙门山中石刻图像也。金陵方外友德公曰:“居士此画,直是丹青家鼻祖,开后来多少宗支。”余闻斯言,掀髯大笑。

    这是金农自立宗派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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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与金农的艺术思想

    人物山水册(部分) 故宫博物院藏

    看了上述引文,或许有人会认为金农是清三百年第一狂人。不过,金农并不是那种只会说狂话,而无能去实践的人。反过来说,没有远大的审美理想所构建的蓝图,何以能创造得了伟大的艺术作品呢?从二百年后的今天看,金农是一位敢于想象、敢于独创的“博击者”和“冲浪者”。这一点除了他的绘画实践得以证明外,在他的《画佛题记》中亦有所反映:“观我画者,拟我以卢楞迦之注解。”

    “卢楞迦”之典出自《历代名画记》卷九《唐朝上》:

    卢楞迦,吴生(道子)弟也。画迹似吴,但才力有限。颇能细画,咫尺间山水寥廓,物像精备,经变佛事,是其所长。吴生(道子)尝于京师画总持寺三门大获泉货。楞迦乃窃画庄严寺三门,锐意开张,颇臻其妙。一日,吴生道子忽见之,惊叹曰:“此子笔力,时常不及我,今乃类我,是子也精爽尽于此矣。”居一月,楞迦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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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书采莲曲诗扇

    当然,金农不甘类于卢楞迦,这从“卢楞迦之流”中可以体察。但卢楞迦为画庄严寺三门,锐意开张,为之“精爽尽于此”,画成一月而卒的这种艰苦卓绝的献身精神恐怕是金农引“卢楞迦之流”的本意。

    以上所述的是禅宗思想对金农晚年审美理想乃至处世态度的影响。下面我们谈谈禅宗思想对金农绘画风格的影响。

    金农画的竹子既不像现实中的竹子,也不像他在《画竹题记》中所提到的文同、柯九思的竹子,更不像石涛、郑板桥的竹子;他画的梅花既不像他《画梅题记》中所说的辛贡、王冕的梅花,也不像他同时代“八怪”中黄慎、李方膺的梅花,更不是现实中的梅花;他画的佛像既不是历史上任何一家的佛像,也不是现实寺庙中的佛像。从历时性的角度看,金农的绘画和以往的任何一个绘画流派都拉开了距离,区别了历史的“旧”也就取得了当下“新”的品质。从共时性的角度看,他的绘画和同时代的人拉开了距离,区别了同时代人的“千人面”,这就致使他的绘画取得了与众不同的强烈个性的品质。从再现的对象而言,他与自然物象、社会物象拉开了距离,致使他的绘画从事物的“自然性”中脱逸而出,这样就有了更大的游刃之地去灌输自己的审美理想、去实践自己构造的审美创造的蓝图。从金农绘画的整个历程看,他还不断地和旧我拉开距离。自他50岁后以专业画家的身份步入扬州画坛始,每隔几年他就变换一个画题。他历经了竹、梅、山水、人物、佛像题材的变换,每一次题材的变换都表现出他的思想的深入和技法的精进,以致使他的绘画新意迭出,面目常新。这种变换是一种从自然物象到自觉地去表现人、人的精神的变换,并以表现人及人对象化的佛的题材为终结。这在中国绘画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过的。这种对人的“自性”——精神的自觉领悟和追求,正是华夏艺术精神之所在。一个艺术家对于距离——审美距离的领悟和把握,既是艺术家审美创造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其艺术家的人格不断走向自我实现、自我圆满的标志。当艺术家把这种审美距离当成一种“自身目的”(布洛语)时,艺术家便可在一种无我又如此有我,有我又如此无我,似又不似,不似又如此似中获得更大的空间和时间上的自由,用《坛经》的话说叫作“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这种“内外不住,来去自由”,就是所谓的“美”。笔者认为,也许正是这种距离成就了金农晚年绘画的艺术及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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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书牛戬传记

    金农的绘画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实与众不同,例如:他画的竹子的出竿出叶往往是一反常态地采用齐一律;他的山水不皴不擦,常常以点及块面示意物象的造型;他的人物、佛像用笔生涩冷僻,以书法的线条去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更有奇者,他的《月华图》,偌大的画面只有一轮明月,明月之外空著所有。其变形性、抽象性、隐喻性中所表现出的胆敢独造、前卫精神及他的绘画风格和那个时代的画风反差太大,这就难免不遭到传统保守势力的围攻和责难,所以金农时常表现出“圣代空嗟骨相癯”的孤独和悲哀。然而,金农对现世的种种围攻责难的态度却不是消极的。他一方面声明他的画“不求形似,出于町畦之外”“观之者不(可)在尘坌中求我”;一方面是不予理睬。他说“画此遣兴,胜于猫儿、狗儿盘桓”,迫于无奈,他又说“客嘲宾戏,乃遣中山毛(驴)先生答之”,更多的是付之一笑曰:“放狂近日得笑疾,不计人间责与呵。”这种于现世以谐谑的方式与社会作依然故我的周旋、游戏,亦可谓是禅宗思想的表现。一个艺术家有了金农这样的心态,大概是无所不成亦无所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