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张大千离开大陆前的上海画展

1946年9月张大千在上海龙华机场（糜耕云拍摄，田洪提供）

在张大千前半生的艺术生涯中，上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码头”，也可以说是他扬名立万的“龙兴之地”。张大千在这里先后拜曾熙、李瑞清为师，研学书画，还结交了许多著名的同道友人与收藏家、赞助人（如宁波小港李氏家族）。有关此方面的传奇往事，可参阅张大千晚年的“口述历史”、谢家孝整理《张大千的世界》一书。

据不完全统计，1925年至1948年，张大千先后在上海举办过约七八次个人画展。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次个展，是1946年11月21日至24日，在成都路470号中国画苑举办的《张大千画展》，共展出画作81件。傅申先生曾说过：“此时对日抗战已胜利，大千的重返上海，使原本熟悉他作品的观众耳目一新，因此画展而名声大振。”（傅申编著《张大千的世界》）

1946年11月上海中国画苑《张大千画展目录》

《申报》1946年11月29日第5版刊载“追忆大千画展”一文

中国画苑是李祖韩、陈定山、徐邦达、王季迁、秦子奇等人于1943年8月所创办，主要以销售书画、美术用品，以及出租场地举办展览会等，也是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上海著名的画展场所之一。

在中国画苑举办画展之前，上海的诸多友人曾特地商请时在峨眉山的张大千，以其近作举办一次画展。大千即以近作80件，由飞机运至上海。9月28日至30日，在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346号恒社举办画展。恒社是杜月笙等人所创办的帮会社团，在画展期间，杜月笙以及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等曾订购画作多件。

颇为巧合的是，9月28日画展开幕的当天，也是李秋君的七弟、原伪中国银行经理、福莱钱庄老板李祖莱，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被上海市高等法院刑事二庭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五年。（1946年9月29日《中央日报》）

1946年11月7日晚，张大千从南京抵达上海，翌日接受上海《立报》记者的独家采访，畅谈自己在敦煌二年七个月临摹壁画的经过以及其意义。临别时还告诉记者：“明年夏天，他还要到甘肃去完成他一百二十幅中，未完成的几幅。”（《千佛洞描画三千——张大千氏访问记》，1946年11月9日《立报》）

1946年11月6日下午，齐白石、溥心畬在古都文物研究会副理事长张半陶等人陪同下从南京到达上海。11月13日，由上海各界人士二十七人联合发起，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四楼画厅举办齐、溥画展，为期七天，颇为轰动。据传齐白石售画得款3000万元，溥心畬售画得款不详。

周鍊霞(左)与吴青霞1946年11月6日，在上海火车站迎接齐白石

张大千之所以决定在中国画苑举办画展，是否是临时决定，还是早已筹备？因为9月底刚在恒社举办过画展，而在两个月内再拿出81件新画作，似乎不太可能，或有可能恒社画展的大多数作品未能售出。当时报纸的报道中说，此次画展的作品，是张大千抗战胜利后，在峨眉山与郫县沱水村两地所画，极为名贵。(《张大千画展》，1946年11月20日《东南日报》)

11月17日，张大千在写给北平弟子萧允中（茀存）的信中说：“此时在申殊忙迫，亦日感睡眠不足，至以为苦耳。画展在二十一日至廿四日，预计结果当不太恶，约可得七八千万，可作赴敦煌旅费一年也。”可大致推测，张大千1946年11月底在上海举办画展，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就是为了再次去敦煌而筹措经费，而并非外界传说的是为了与齐白石、溥心畬画展“扎台型”（沪语“争面子”），或是“给南方画家扬眉吐气”。

中国画苑为张大千画展印制的目录前言（或是陈定山所写）亦云：“江南为别，久历岁时。东南违阻，故旧鲜闻。大千沉埋绘事，老弃敦煌。乡山信美，忽如过客。兹将再出嘉峪，重理其学思，得坐六朝之廊庑，登隋唐之堂奥，以遂其平生之志。比以东来，又将西去，同好见契，因有斯展。盖时移情迁，画境遂殊，幸谢故人，以为能稍进于道乎！”也说此次举办画展是为了“再出嘉峪，重理其学”。

11月19日，郎静山、张蓬舟等友人特地为即将开幕的张大千画展举行茶话会，介绍大千与沪上新闻界人士交流。席间大千出示数幅近作精品，并再次畅谈在敦煌临摹壁画的经过。在座人士对“张氏致力艺术，不避艰苦之精神，殊堪敬佩”。（《张大千谈敦煌临画》，1946年11月20日中央日报）

中国画苑在画展开幕之前，特地印制了81件展品目录，并一一明码标价，共计一亿二千万元（法币），超出张大千自己的估价四五千万元。其中标价最高有两件，第十六号《魔女炫惑》（今藏处不详）500万元，也是此次画展中唯一一幅敦煌壁画题材的画作。绘释迦佛打坐莲花座上，三个裸体魔女环绕，一个肉体横呈媚卧；一个合掌礼拜，秋波横送；一个则背向佛，设色雅丽。第五号《湖山清晓》也是500万元。而最低价40万元，另外绝大多数每件为100万元至200万元不等。

11月21日画展开幕的中午，所有81件展品全部订购一空。上海的报纸在报道中不禁惊呼“创沪上画展空前记录”！（《张大千画展八十一帧全部定出，价为一亿二千万元》，1946年11月22日《立报》）张大千随即表示，捐款500万元给李秋君创办的“上海灾童教养所”。（1946年11月23日《中央日报》）

1946年11月中国画苑画展之四十八《宋人山寺图》

1946年11月中国画苑画展之五十九《巨然晴峰图》

1946年的上海金融市场，法币与黄金的兑换波动极大。10月份十两制金条（以下简称“每条”），最高兑换224万元（法币，以下同），最低215万元；11月份每条，最高兑272.7万元，最低234万元。到12月份，每条最高兑371.5万元，最低兑275.8万元，由此可见法币贬值之快以及与金条兑换波动之大。（潘连贵《上海货币史》）如按1946年11月的每条与法币兑换比价（取中间值），张大千本次画展所得画款一亿二千万元（不扣除其他费用），大约可兑换470两黄金（陈巨来《记大风堂事》一文中说是42条，即420两黄金），大致可以勉强支付在敦煌一年半载的各项开支。

傅雷1946年11月29日致黄宾虹信（局部）

因为在此次画展之前，张大千已经多次公开表明，即将再次前往敦煌，并非是以此作为借口而自我炒作。所以他的友人陆丹林、郑午昌等均在《申报》上发表文章予以力挺，也由此“创沪上画展空前记录”。

但不料却遭到黄宾虹在上海的经纪人、翻译家傅雷的不满与抵触（当时黄氏一幅画仅售五六万元），他于1946年11月29日写给时在北平的黄氏信中有云：“迩来沪上展览会甚盛，白石老人及溥心畬二氏，未有成就，出品大多草率。大千画会售款得一亿余，亦上海多金而附庸风雅之辈盲捧。鄙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而竟标价至五百万元（一幅之价）。仿佛巨额定价，即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浙江省博物馆编《金石书画》第五卷）

傅雷或许一生都在纠结与不解，为什么当年黄宾虹的一批画，在市场上却卖不过张大千的一幅画？

张大千因举办此次上海画展，加之应酬，因而备受疲劳，在画展结束后即时感身体不适，乏力消瘦。经好友的力劝遂往医院检查，才发现所患的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即于12月20日前往北平同德医院住院治疗。（《张大千养疴》，1946年12月22日《东南日报》）而筹划中的第二次敦煌之行，最终不得不中止。

1946年11月上海中国画苑的张大千画展，是他离开大陆之前极为重要的三次上海画展之一，可谓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今之研究学者却多将之与同年9月底的恒社画展误为一谈。本文根据有限的相关史料，对本次画展予以简单的梳理与辨析，力所能及地还原它的来龙去脉，从而对张大千的学术研究能够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