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超前的思想与行为，生前都会饱受质疑和打击，死后却会受到众人的热捧和追随。生抑死扬，常常是中国历代杰出人物命中注定的定律。在相当大的比例上，也是世界各地封建意识浓厚的国家的普适定律。石鲁这位艺术变革的先行者，也是生抑死扬定律中的范例。这个定律，强化了众多试图超越时代而屡遭挫折的当代艺术家持之以恒的信念和希望。哪怕这些希望常常会化为绝望的希望。
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的国家理念是创新。从科学、教育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创新几乎成了朝野的共识。石鲁作为艺术界率先致力于创新的入物，具有理念上的示范作用。石鲁去世之际和之后，水墨画创新始终是中国画坛的首选命题，石鲁是这个命题中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
三十多年的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使得今日之中国再也不是当年的中国了。人们以往挂在嘴边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変得连中国人自己都不适应了另一方面，从当初政治引发的社会问题到而今从经济引发的社会问题，或者说从政治挂帅到从金钱挂帅这两种表面不同的单面社会，其负面问题的严重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具体到艺术，政治挂帅空息了芝术，金钱挂帅亵法了艺术。这使得石鲁的生存方式及其艺术面貌成了一个预言，它清晰地显示出，艺术家不为时势所动，才能走在时代的前面。
回头来看，石鲁生命的突然终止，使得他的创作没有达到他理想的巅峰；用现当代学术去衡量，石鲁的艺术理论还算不上深刻。他的言论和作品，打着有严重局限的时代烙印，但在当时和死后，石鲁的艺术精神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过几代画家，包括周韶华、周思聪、贾又福、崔振宽、罗平安、石虎、李世南等名家。
因此，石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描绘了什么，不仅仅在于他在艺术上表达了什么？而是在于它整体的呈现出超越时代的强烈愿望，湿漉漉的推崇者、后继者以及后继者们的后继者在石鲁去世之后，成了分布在各地有号召力的中坚人物，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1980年代开始的一场持久的艺术改革，他便和扩张了中国水墨画的表现方式和言说范围，30多年来，中国美术的巨大变革是同事录和他的后继者们联系在一起的，这在多年来出版的宇宙当代美术史著述中都有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