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凤眠像
林风眠,原名林凤鸣,广东梅县人。解放后,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常务理事。是享誉世界的绘画大师,是“中西融合”最早的倡导者和最为主要的代表人,是中国美术教育的开辟者和先驱,1925年回国后出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教授。1926年受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出任中华民国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1927年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西子湖畔创办中国第一个艺术高等学府暨中国美术最高学府——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任校长。后来隐居于上海淡泊名利,于70年代定居香港,1979年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取得极大成功。
答李树声先生的访问
(1957年)
《花样年华》68x66cm
我原籍广东梅县,1900年生。七八岁时开始学画,是以“芥子园”开头的,掌握了中国画的规律,工笔、山水都会画,学会了中国画的科班。
我于1918年出国,是藉勤工俭学到法国去的。当时在法国办理勤工俭学的是李石曾。后来得到我南洋家里的汇款接济,解决了在国外的费用。1925年回国。1926、1927两年在北京,1928年至抗战爆发在杭州。
北京的艺术学校是袁世凯时期开办的,最早的校长是郑锦,蔡元培先生教美学。那个时期学校里不断地闹风潮,在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时,曾派余绍宋做校长,但连校门都未能进去。这些情况,刘开渠、李苦禅、王雪涛最清楚。李苦禅那时是学西洋画的学生。
《兰兰画像》67x69cm
我到北京任艺专校长是得到了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同意的,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
我办学校主张多开展览会,让艺术接近大众,面向大众;主张要整理中国传统艺术。在艺专内部,国画系为一些保守主义国画家所把持,他们团结得很亲密,只要辞掉一个就全体不干了,单独地成立起一个系统。艺专曾举行过一次“艺术大会”,也就是一次大的画展,我在这次展览中的作品都是在巴黎时期画的。“艺术大会”是艺术大众化的具体表现。当时信封上都印上标语。秦宣夫、林文铮、傅雷、丰子恺都可能提供有关材料。
艺术大众化的主张是与鲁迅的《语丝》相接近的,并和孙伏园所办的报纸在一起。我曾为《世界日报》编过画报。一向主张艺术大众化,重视民间艺术的还有刘天华。刘半农也是接近《语丝》派的。我的作品《北京街头》(又名《民间》)是当时的代表作,我已经走向街头描绘劳动人民。与艺术大众化相对立的是现代评论派,他们是反对艺术大众化的。
《裸女》64x65cm
后来张作霖进入北京,他说艺专是共产党的集中地。后叫刘哲(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找我谈话。这次谈话形成一种审讯的样子,各报记者均在,报纸曾以半页的篇幅报道了这次谈话,时间是在张作霖执政的时候,李大钊同志死后不久。记得当时刘哲曾问“你既是纯粹的学者,为什么学校里有共产党?”自从这次谈话之后,我只好悄悄离开北京,到南京投靠蔡元培,然后到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
1928年开始在杭州办学校,是在一个破庙里面,尼姑庵的旁边,十分艰苦。为了办学校,要到南京去讨钱,讨来的真是非常少。那时教员们挣的钱都很少,为了办学还要自己捐钱。虽然困难,但当时是想一定要办好学校,教育出一些人才来。为办好杭州美术学校,苦心经营了10年。
《松阳小径》69x68cm
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我还创作了反映现实的巨幅作品。较早的一件是《人道》。这幅画的创作动机是因为从北京跑到南京老是听到和看到杀人的消息。作为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当时的思想主要是“中国应该怎样办”?这是接受了《新青年》杂志和《向导》杂志的影响。
后来又画了《痛苦》。这个题材的由来是因为留德同学熊君锐到中山大学后被广东当局杀害了。他是最早的共产党员,和周恩来同时在国外。周恩来回国后到黄埔,那个同学到中山大学。国民党在清党,一下就被杀了。我感到很痛苦,因之画成《痛苦》巨画,是一种残杀人类的情景。
另外一幅是《斗争》,画人们在做拉纤一样的动作,表现出人类向生活做斗争,要反抗。
《痛苦》画出来后,西湖艺专差一点关了门。这张画曾经陈列在西湖博览会上,戴季陶看了之后说:“杭州艺专画的画在人的心灵方面杀人放火,引人到十八层地狱,是十分可怕的。”戴季陶是在国民党市党部讲的,这番话刊登在《东南日报》上。在这之后,政治环境已经十分恶化了,我就逐渐地转向办学方面。
《绣花球》61x69cm
杭州艺专还设立了动物园便于写生。我是很重视基础教学的。当时还发表了《重新估定中国绘画的价值》一文,载于《亚波罗》第7期。
在学生方面可以说有两种情况,主要是赤化和腐化;有的进步了,有的堕落了。为画模特,浙江当地的张兴朴也曾提出有伤风化,但终于被时代推向前了。在当时的艺术教育上也只是小脚放大脚,并不是完全的形式主义。倡导形式主义的只有“决澜社”。
我认为学习绘画的都必须先学素描,三年以后再选专业。学画不外两方面,一方面是从自然学到东西,一方面从历史学到东西。中国画的学习偏重历史。西洋画是重自然的,但如果推到最初的中国画仍然是从自然中取到东西,一定要从自然里面来,一定要从生活中来。种花、爱花,才能画花,否则表现出来的花也是没有生命的花、死的花。杭州艺专的动物园就是为了动物写生服务的,有鸟、有羊、有白鹤,还有鹿。最初学画当然可以临标本,画死的。中国画和西洋画作风不同,出发点不同,我认为主要是从历史经验拿东西和向自然拿东西之不同。
齐白石是有个人风格的,不管怎样我们今天的画不能和宋朝人一样。听说国画院要将绘画最好的人送到齐白石门下当学徒,我是非常同意的。对待问题不要从个人出发,要学两行,要学西洋画也要学国画。从科班开始学进去,再学古代的东西,雕刻、瓷器……什么都学之后会有新的面貌,不要停留在吵嘴阶段。
《夜香》66x67cm
董希文的画,有些东西太表面了,科班的东西还需要学。研究中国的东西有些票友的味道,只追求色彩的漂亮。
中国的绘画,汉朝的画像石应该是中国艺术的主流。山水画多了以后,尤其是到了文人画讲究水墨之后,绘画变成处世的、玩玩的东西了。我们要从大的地方着眼,不要停在小问题上。
我非常喜欢中国民间艺术,我自己的画从宋元明清画上找的东西很少,从民间东西上找的很多。我碰上花纹就很注意。我画中的线,吸收了民间的东西,也吸收了定窑和磁州窑的瓷器上的线条,古朴、流利。汉代画像石也很好,不论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漆器,还是后来的皮影,我都十分注意学习,都非常喜爱。一遇到乾隆、嘉庆御用的东西就非常之讨厌。我不喜欢封建的场面和一些富丽堂皇的东西。我喜欢单纯和干脆。
《游春图》68x67cm
有艺术风格的作品,有内心感情的东西,不是照相。所谓现实主义并不是仅描写了工农兵的才是现实主义,应该广些,但也没有标尺。关于印象主义,美术史上早已经有了定论,何必又拿出来讨论呢?正如同电灯泡早就用了,还在讨论着电灯泡。
这几年学术上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弯路,素描早就有现成的规定,非要在画粗还是画细上面打圈子,岂不是浪费精力和时间?
我为什么都采用方块构图呢?这是中国宋画的传统。我的画用宣纸、毛笔、墨,颜料用不少不透明的图案色,可以一遍一遍地盖上去。我重视颜色,也很喜欢用线,我画的《双鹭》不就是采用了瓷器上的线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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